“渡江”背景下的感人故事

——看淮剧《送你过江》

　　作者：王安葵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战。“虎踞龙盘今胜夕，天翻地覆慨而慷”，“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的《七律》唱出了这一战役的伟大历史意义，抒写了人民胜利的豪情。许多剧作家想把这一历史事件搬演于舞台，但是多年来，还没有产生多少令人十分满意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金芝先生曾对此一现象进行思考和总结，他认为在渡江战役中，敌我双方不可能见面，因此无法形成戏剧所需要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这一题材难写的原因之一。的确，如果只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正面去写这一战役，难度很大，但文艺作品的任务是表现人的心灵和命运，写历史事件也应着重写事件对人的心灵的撞击和对人的命运的影响。江苏省盐城市淮剧团演出的《送你过江》突破了传统的渡江题材的创作，从新的角度表现了渡江背景下的感人故事，引发观众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深入的思考。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人心所向，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却不是完全没有矛盾。教导员郭逸夫满怀豪情地准备加入过江战斗，当他来到当年曾驻防的地方，在这里与在识字班里学习的童养媳江常秀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江常秀的命运使他不能忘怀，常秀也一直思念着郭逸夫，他们为再次相见而兴奋不已。但为此却引起了常秀的养父、公爹、头牌船手江老大的疑虑。常秀此时已成长为共产党员、一村之长，她有能力、有威望领导大家支援大军过江，但在决定个人命运上却受江老大辖制。江老大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为蒋家王朝的倒台而欢呼，热情支持大军过江，在司令员面前拍胸脯：“江老大愿当渡江第一桨！”但他不可能没有“私心”，他有两条船，小船可以献给军队渡江，但安了三根金钉的龙头大船则藏起来；让他更重视的是要给二儿子更富和童养媳江常秀“圆房”，好传宗接代。当他觉察到郭逸夫与自己的儿媳感情不一般时，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利益”的侵犯，所以他坚决地要去找司令员告状。

　　从一般意义上讲，童养媳的解放、妇女的婚姻自由，是必须提倡和支持的，这也是共产党解放劳苦群众、解放全人类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但在此时此刻，却又必须尊重现实中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群众所关心的自身利益，尊重江老大的诉求。这是解放军的纪律，这个纪律是完成渡江任务的政治需要，也是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身不在“庐山中”的民运科长王进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是郭逸夫的好朋友，为了不影响渡江任务的完成，为了保护郭逸夫，他想出把郭逸夫调离的主意。这就要求郭逸夫和江常秀在个人感情和为渡江需要二人分开之间做出抉择。

　　这一抉择当然是艰难的。江常秀为了让郭逸夫能够参加过江战役，为了支援过江的任务顺利完成，她毅然决定同意江老大提出的与更富“圆房”的要求。故事至此，对于江常秀和郭逸夫二人来说，已是一个悲剧，“洞房”一场是悲剧的高潮，而后边郭逸夫和江更富在渡江战役中的牺牲是悲剧进一步地推进。

　　如何看待这一革命悲剧？毛泽东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要发生的。因此在革命战争中产生“死人”的悲剧是不奇怪的；但《送你过江》更表现了为革命而牺牲了个人爱情和幸福的悲剧，这一点给人的触动更深。西方的文艺一直把悲剧与崇高相联系，崇高的、英雄的人物为什么还会遭遇悲剧的命运？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悲剧主角的遭殃并不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缺点，所以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也就是说，“和我们自己类似”，才能引起我们怕因小错而得大祸的恐惧。（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87页）但在《送你过江》这样的革命悲剧中，不能认为主人公存在过错或缺点，而主要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前面讲到，争取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是共产党的主张和奋斗的目的之一，而服从纪律、服从革命需要，同样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二者在某些时候是会发生矛盾的。在封建社会，忠和孝都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但有时“尽忠”与“尽孝”会产生矛盾，所以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在革命的年代，也会产生两种都是正确的观念，但实现起来却存在矛盾的现象。江常秀和郭逸夫选择了服从革命利益的一面，接受了个人的悲剧性的结果，这不是他们的软弱，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他们懂得，渡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为此必须牺牲一切其他，所以这种行动就显现出了崇高性。同时，在江常秀的身上又可看出中国传统妇女为别人牺牲的道德观念，因此这一人物更具历史深度，而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论处。

　　《送你过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它表现的人物既崇高又真实。郭逸夫和江常秀都是有血有肉之人，他们之间产生爱情有着坚实的基础，也合乎情理，但事情是发生在江老大特殊的家庭里，又是在渡江战役前夕这一特殊的时刻，那么矛盾就特别尖锐和突出。如果郭逸夫和江常秀选择了不放弃自己的爱情，那结局同样是悲剧性的，也会引起人们的感叹，但悲剧的原因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由于他们的某种过失或缺点”，这种过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不可容忍的。现在他们选择了服从渡江的大局，其内心是痛苦的，这痛苦能够引起观众深深地同情，也进一步深深地感受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这部作品之所以感人还在于创作者以正确的历史观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环境。如前所述，剧中的人物都具有历史的特点，我们仿佛看到他们从历史年代走来。郭逸夫是文化人出身，对人性的解放和爱情的追求有更多的理解，但他更珍视革命军人的职责和荣誉；江常秀是那个时代的先进妇女，同时又带着旧时代留下的痕迹；江老大的性格颇具典型性，从他的鲜明的政治倾向与“私心”同时并存中可以看到新旧交替时代的光影，包括他理直气壮地去找司令员辩理，“过去军爷理不讲，避让不及定祸殃。如今有了共产党，茅草抬头挺脊梁。”这也表现了一般群众认识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身地位的提高。

　　渡江战役又是一场革命的洗礼，每个人的灵魂都得到升华。郭逸夫“升天”了，我们对烈士只有崇敬，不用再去评量他的功过是非；原本有些懦弱的江更富迅速地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坚决地参加了渡江战斗，为了掩护郭教导员而中弹牺牲；江常秀拾起亲人的背包和钢枪，站立起来，我们相信她会坚强地生活下去，为革命事业继续战斗；江老大在渡江前，听到儿子在洞房里的话就产生了转变，决定献出大船并支持儿子、儿媳参加渡江之战，这转变似乎有些急促，但在全剧的大格局中好像也可不多计较。

　　作品之所以感人又在于舞台整体创作的精良。淮剧剧种特点鲜明，生活气息浓厚，本土作家写本土的历史，本土剧团演本地的人物，这是戏曲艺术的优势。不熟悉本地语言和音乐的人是创作不出那韵味淳厚的老淮调、自由调等唱词和曲调的。舞台呈现的是生动的历史画面，这是一部悲壮的革命史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重温革命的历史可以使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把伟大的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