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滤镜后的生活质感与创作诚意

　　作者：闫伟 寻茹茹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亲爱的自己》，讲述了都市青年在事业、家庭、爱情等现实围城中拼搏和成长，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故事。题材方面，它与之前的都市剧《三十而已》相似，有着同样的问题意识、热点聚焦，但风格更为沉稳平缓，试图摆脱景观滤镜，从叙事建构、人物设定、风格把握等方面寻求类型突破。这显示出剧作表现生活质感的诚意，以及拓展都市剧表现形态的新意。

　　作品围绕职场、婚恋两个核心场域，展开了对婚姻围城、性别意识、职场危机、催婚催生等社会问题的探讨。但是，并没有为了类型营销而堆积热点、制造话题，而是直面都市景观背后各个圈层棘手无措的生存困顿。剧作一开始，即戳破了都市题材“偶像造梦”的常规模式。梦幻唯美的求婚场景，仅是一次女主缺席的预演现场。与之平行且接踵而至的，是女主李思雨职场中的据理力争、奋力厮杀，以及男主李一鸣突如其来的失业危机。现实生活的凛冽之气，使得秋日暖阳充盈的场景带有更多真实的底色。

　　倘若问题意识、困难情境是大多数都市剧均会采用或涉及的叙事策略，那么《亲爱的自己》则更为凸显都市生存困顿中两难的抉择之境。首先，作品抉择之境的设定并非激越的宏观架构，而是关乎都市个体生存发展的微观视角，将都市青年不同婚恋阶段的重要节点作为抉择主体。具体来说，以李思雨、陈一鸣这对恋爱已久、即将步入婚姻的情侣在婚恋与事业之间的取舍为核心，兼顾张芝芝、刘洋这对结婚已育、日渐生疏的年轻夫妻面对平庸与坚守的抉择，以及顾晓菱、雷浩文这对友情之上、恋爱未满的欢喜冤家在爱情与物质之间的徘徊。

　　另外，剧中抉择的实施并非杀伐决断、雷厉风行，而是注重强化人物内在主体的矛盾性与无措感。李思雨、陈一鸣在求婚结婚及求职创业中反复错位、难以抉择，除观念差异外，李思雨的恐婚不安感、工作癫狂感以及陈一鸣的求职魔幻感、生活错位感，均是社会焦虑感、都市眩晕感等文化症候的隐喻表现，具有社会心理的象征意味。

　　与打破镜像景观、强化抉择之困的叙事建构相匹配，《亲爱的自己》的人物设定也有突破之举。仍是俊男美女的类型组合，但褪去了精致靓丽的塑形穿搭，而是更侧重于多层性、立体化人物性格的细雕。剧作不强化人物的高光时刻，主要角色均为非完美型人设，都有接近真实的性格之缺。李思雨独立要强，却又冲动偏执；陈一鸣谦和体贴，但又保守胆怯；张芝芝贤惠善良，但又懦弱卑微；刘洋勤勉努力，却是冷漠决然等。这些没有镜像光晕、没有传奇假定的普通人物，因减弱了欲望投射的影像诱导，不但具有开放性的塑形张力及感染受众的亲和力，而且会引发间隔性反思效果。

　　除此，剧中虽然设立了两性方阵的表层对立——以李思雨为首的姐妹联盟及以陈一鸣为首的兄弟之帮，但并没有像某些“大女主”剧那样对两性阵营进行非此即彼的对立刻画，没有对男性角色进行丑化弱化，也没有将男性伴侣角色设置为女主的人生导师或职场护航者。在呈现观念和性别差异性的同时，作品更加侧重于探讨两性之间的相处模式。例如，陈一鸣被设定为呵护备至、体贴入微的暖男形象，没有傲娇，也不霸道。裸辞失业的绝望经历，让女性观众感受到男性在都市生存中也有举手无措的危机时期。作品有意填补与弥合两性方阵的对峙，着力建构社会群像谱系。无论男女都需要披荆斩棘、积极生活，只有相互协商、有效沟通，才能实现两性关系的最优化处理。

　　概言之，《亲爱的自己》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没有终止或停留于景观滤镜的突围。无论的职场还是家庭场域，剧中矛盾冲突的设立均非决绝的阻断与割裂，对峙双方之间存有情感相连的缓冲地带。例如，李思雨与袁慧中虽是职场竞争对象，但又是亲密师徒；张芝芝与婆婆之间存在育儿观念的争执分歧，但二人又是至亲家人。牵绊缠绕的情感因素，降低了冲突激发的强度以及矛盾化解的难度。克制自醒、留有余地的处理态度，突出了人物个体转变的自我意识。再次返回职场的袁慧中，在李思雨念旧感恩的情怀下开始转变，师徒和解；病榻中的婆婆被张芝芝的孝心感化，二人和好。

　　这种情感缓冲地带的设置，不但调节了剧作的内在节奏，促成了缓急得当的叙事风格，而且蕴含、承载了正向积极的价值观念，成为创作者立场嵌入的巧妙途径，具有摆脱景观滤镜后重构主体的治愈效用。因此，该剧虽然缺少爽点叠加、类型预设，都市光鲜的背后是一地鸡毛的生活繁琐，但真实熨帖的故事、对固有模式的突围、留有反思的探索等，都是都市题材剧可资借鉴的创作态度。

　　（作者闫伟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编辑，寻茹茹系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