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伟 邵将

　　中国电视剧在几十年的发展史中，对于名著改编的热情始终不减，而且公认的一些早期的经典电视剧也有相当部分源自名著改编。名著有着持久而隽永的生命力，将其进行视听化再创造后搬上荧屏，能够唤起国人的文化记忆、普及原作的文化内涵、回应观众的内心期待，当然也可为制作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为什么近些年的名著改编剧无论从品质还是口碑上都持续走低、不尽人意？根本原因在于创作理念的转变，以前更多的是把名著作为文学母体来进行艺术品的打造，现在更多的则是把名著作为标识光环来进行商品的营销。从最近某些引发争议的改编剧中，便可见一斑。

　　某种程度而言，名著改编有些类似于散文的创作，可以“形散”，但要“神聚”。无论视角怎样转换、情节怎样改动、人物怎样增删、表达怎样变化，改编之作与原著在价值取向、主题内蕴、审美调性等方面应当保持基本一致。近期，改编自同名原著的新版《鹿鼎记》和改编自《半生缘》的《情深缘起》两部剧之所以遭到疯狂吐槽，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原著的精神肌理很好地植入其中。小说《半生缘》的主题“人生的袍子爬满了虱子”，在《情深缘起》中被演绎成“人生是席华丽的袍子”。观众在剧中难以体悟到小说的神韵——阴差阳错的错过或人性的陨落而产生的苍凉感，取而代之的是苦情剧的怨和惨。小说中敢爱敢恨但又妩媚十足的顾曼璐在剧中被演绎成上海滩霸气的“大姐大”，难见人物应有的内心算计和艳俗气质；外表文弱、内心坚强的顾曼桢，性格温润、摇摆懦弱的沈世钧，在剧中被简单化塑造成追爱的新青年，在这些主要人物身上均消解了原著中“没有一个人物不悲凉”的生命况味。并且，小说中顾曼桢与沈世钧的爱情悲剧既有外力推动，亦与他们固有的秉性特质息息相关，但在剧中更多地被归因为“棒打鸳鸯”，丧失了原有的思想深度和人性韵味。

　　同样，新版《鹿鼎记》的种种问题，也缘于剧作的“浅薄”效果与原著的精神内核之间的严重偏差。小说既是一出引人发笑的喜剧，也是一部“掩卷悲从中来”的正剧，除表现了人性中的自由自在、至情至性之外，更寄寓了对当时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而新版电视剧的所谓“喜剧化处理”和“年轻化表达”却使之沦为一场夸张的闹剧，观众无法在浮夸的观感中体悟到历史的纵深幽微、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以及在浮世绘中拼命挣扎的个体命运，义薄云天和快意恩仇的武侠精神俨然已被插科打诨、装腔作势所取代。

　　如何理解“忠实于原著”？这里的“忠实”当然不是亦步亦趋、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由于艺术形式的转换和时代背景造成的审美趣味的变化，进行一些表达方式和表现视角的转换，以至于某些情节或人物的增删与改动，都无可厚非，也十分必要。然而，随意化的“魔改”则会过犹不及。新版《鹿鼎记》从“撒石灰迷人眼相逢茅十八”开始，挤眉弄眼、咋咋呼呼的韦小宝，便不断挑战着观众的忍耐度：用力过猛的五官搭配上怼脸拍的镜头、夸张变形的肢体动作带来的混乱感、每声哼唧都不放过的多余配音……这种为寻求某方面特质而过分放大角色某种属性的处理方式，无疑是一叶障目、因小失大的不明智之举。也无需打着“创新”的旗号来恣意作为，因为有价值的创新需要融入时代气质、遵守艺术规律，而不是为了“出圈”而刻意标新立异。

　　名著改编剧从诞生之初就站上了“巨人的肩膀”，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一套从选角到制作再到宣发的相对成熟的市场模式。然而，如果过度倚重市场运作、追求经济收益，也容易使作品在逐利化倾向之下自降审美层级。《情深缘起》被诟病最多的是演员的选择，一些大龄“成熟”演员在集体“扮嫩”时对角色的诠释难免会多几分浮夸感，少几分原著的凄凉感，进而让观众产生违和感。新版《鹿鼎记》因大量删减重要戏份而造成的跳跃式节奏、过渡片段的生硬拼贴，以及种种细节舛误，常常让人一头雾水、啼笑皆非。如何避免让艺术创造逻辑在市场化运作中被屏蔽、被扭曲，当是创作生产者应深思的现实命题。

　　名著不是电视剧的护身符。名著改编行为本身并无是非对错之分，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创作者的态度、诚意和功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只把名著拿来作为电视剧的幌子、光环、加持项、光鲜外衣，只把名著改编当作“赚快钱”的捷径，而不在尊重经典精神、转化艺术形式、打造匠心品质上下功夫，则作品非但叫不响、立不住、走不远，也必然难逃高开低走的市场表现。

　　（闫伟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任，邵将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