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金平

　　对观众来说，他们走进电影院，并不能在空中楼阁酣然入梦，也希望在影片中感受到现实世界真切的呼吸，聆听普通人在生活中发出的吟唱或叹息。近年来，中国电影中出现了一批具有现实质感、与时代主潮有深度互动的影片。这些影片未必都是对现实生活、社会环境的纪实性记录，它们身处大数据时代，也要讲求上座率、资金回报率。当然，相比于一些魔幻大片、重工业打造的视听爽片而言，它们有着质朴清新的气息，甚至爆发出磅礴而凌厉的情感力量，完成了对现实的多维表达，以及对时代的真诚观照和隽永叩问。

　　浪漫化、英雄化突围

　　任何情节得以发展都源于“冲突”，即人物与环境、他人或自己产生了矛盾、对立，进而在一种动态的犹豫、妥协、抗争中发展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对于一些希望在影院体验“白日梦”的观众来说，如果戏剧冲突不能在情节中有酣畅淋漓的解决，不能有大快人心的结局，情绪上的紧绷就无法得到一次痛快的释放。近年来部分现实题材的影片，虽然想以一种严肃的立场来捕捉时代脉搏，反映观众的重大关切，但为了顺应观众的观影期待，也常常以一种浪漫化、英雄化的方式，为现实世界赋予一层梦幻色彩。

　　2018年的现象级电影《我不是药神》，虽然贴近了现实，关注了那些被遮蔽的群体（白血病患者）、那些一度被忽略的社会现象，并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努力撕破了灰暗现实的一角，冲破了法律藩篱的凛然之处，抵达了充满人情味的道德至善；但是，影片在处理戏剧冲突时，大量用煽情代替叙事，用煽情润滑情节链条，用煽情挤压人物刻画，导致人物动机的嬗变、人物心理的起伏都存在粗疏与潦草之处。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银河补习班》中。影片的部分细节确实有一定的感染力和启发性，尤其关于如何做父亲、如何定位教育的路径与目标，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影片令观众难以入戏的地方在于，影片中的父亲马皓文过于完美，他类似一个擅长烹饪鲜美鸡汤的厨师，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是一勺鸡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奉上一碗。当影片用一种过于理想的方式解决冲突、用煽情的场景回避真实的社会矛盾，会削弱影片的现实冲击力。

　　还有《一点就到家》，其喜剧片的定位，决定了影片不会对真实的农村生活、复杂的农民心理、艰辛的创业过程进行细致描摹、深入揭示。影片在一种浪漫化、喜剧化的氛围中，关注人与人之间观念的差异，并在人物与环境之间强烈的不适应中制造笑料，却有时无暇顾及基本的叙事逻辑。影片讲述的更像一个关于创业的神话，常常为了回避现实矛盾而使情节发展过于顺畅。

　　这些影片都涉及了当下的现实，这些题材不仅具有话题性，更能以不同的情感力度进入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内心，但这些电影践行的仍是电影造梦的功能，情节起点虽是现实土壤滋生出来的挑战，但解决的方式却可能是浪漫化、英雄化的，甚至带着喜剧化的轻盈和俏皮，迷恋高强度煽情的饱和轰炸，或者在一种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建构一个“童话世界”。当然，我们毫不怀疑这些影片的诚意，以艺术化的方式对现实作或深或浅的探询，也是艺术对于现实的一种观照。

　　戏剧化包装和类型化改造

　　一些沉重艰辛的题材，有时可以在情感或道德的领域制造出热点话题。这类影片的题材虽具有社会现实性，但创作者并不想对现实困境进行梦幻般的解决，而是努力挖掘其中的戏剧冲突，使影片更具情节和情感的张力，并借助特定的类型框架，对题材进行更具卖点的包装，进而可以在市场上贴上更为明晰的标签并招徕特定的受众群体。

　　《过春天》《少年的你》都可以算是青春片，且都有“残酷青春”的精神向度。《过春天》将触须伸向“跨境学童”，《少年的你》则关注“校园霸凌”。影片将这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商业化的改造，在更为惊心动魄的情节氛围中展现了青春成长的细腻与敏感、疼痛与茫然。

　　如果说，此前许多国产青春片都有怀旧和祭奠的意味，以成年人的视角，用不无感伤和甜蜜的情感立场回望青春岁月，《过春天》则强调一种当下的注视和对生活的切肤体验，并通过一个独特群体的精神突围来完成现实关怀。《少年的你》则在酷烈的青春毁灭与憋闷的青春焦灼中，杂糅了侦破、惊悚的元素，将观众置于一个抽丝剥茧的案件侦破过程中，见证一场单纯又炽热的爱情，感受两个少年决绝又刚烈的自我体认。

　　近年值得一提的现实题材影片还有《被光抓走的人》和《北方一片苍茫》。这两部影片虽然都有坚实的现实底色，但加入了科幻、魔幻的元素，颇有点“出于幻域，顿入人间”的意味。《被光抓走的人》的科幻设定作为情节的触发机制，能够巧妙地设置一种极端情境，以考验情感和人性的真相，但影片野心过大，铺开了多条线索，最后显得把握失当，焦点不清。《北方一片苍茫》更是因为女主人公的超能力使影片那种刚猛的现实感被消解。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说，这两部影片都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艺术尝试，使一个沉重苦涩的题材变得陌生，变得幽默，甚至变得妙趣横生。对于现实，这些影片并未进行社会学的剖析，而是以类型化的包装或杂糅，突出题材本身的现实感、戏剧化。它们虽然没有提供现实处境的突围路径，但也没有回避现实的残酷与温柔之处，甚至在苦难、痛苦中升华了坚韧达观的向上力量，在平静关注和深情凝望中融入了温情的抚慰和人道的关怀。

　　现实逻辑和生活规律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所著《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一书，其核心观点认为，电影的全部功能是记录和揭示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不是讲述虚构的故事。他的结论是，只有拿着摄影机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拍摄那些有典型性的偶然世界，才能拍出符合电影本性的影片。作为一种理论观点，“物质现实的复原”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一旦推行到极致，就容易显得机械刻板。事实上，创作者对于现实的照相式还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摄影机一架，其机位和高度就已经预设了创作者的情感立场，更不要说拍摄之前对于题材的选择、拍摄之后对于素材的剪辑。但对于大多数纪录片来说，它们至少在表面上努力隐去人为加工的痕迹，突出一种对原生态生活的静态记录。

　　《四个春天》《棒！少年》是近年比较重要的两部纪录片。它们的创作方式、旨趣有很明显的差别，但都努力为观众展现那些日常性的悲欢、人生那些温暖又沉重的渴望与挣扎。《四个春天》虽有制作上的粗糙和对日常性的无节制陶醉，但它“私人记录”的特点，为观众鲜活呈现了一个普通家庭里的琐细快乐以及巨大悲伤。《棒！少年》对准的是一群家庭贫困的少年，他们希望借助棒球，为自己谋得人生出路。影片高明地选择了两个性格差异极大的少年作为主人公，展现了教练如何关心过分懂事的小双、如何驯服过于桀骜的马虎。虽然，《棒！少年》没有为观众提供光明的结局，但少年为命运奋力一搏的坚定，少年在一个群体中找到自我定位的喜悦，令人动容。

　　近年还有一批影片，它们不是纪录片，却胜似纪录片，如《过昭关》《平原上的夏洛克》《地久天长》《狗十三》《我的影子在奔跑》等。在这些影片中，创作者像是一位旁观者，疏离地记录生活中那些最平凡的个体，他们怀着各自的憧憬，经历各自的苦痛与煎熬，完成人生的和解和成长。

　　2018年的《大象席地而坐》是这类影片中的典型个案。影片有着存在主义的底色，努力在现实的苦闷与颓丧中探询人生的意义与希望。在编剧上体现出独特的主题表达策略：将全部情节浓缩在一天内完成，使影片在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又体现了内在的逻辑性，并完成了某种隐喻意味。长达4个小时的时长，几乎全程自然光的拍摄方式，纪实性摄影风格的选择，都以极致的方式诠释了影片对“物质现实的复原”。并且，影片没有因过分贴近现实而失去形而上的反思力度，而是在一种散漫、随遇而安的状态中将几条情节线索进行精心编织，将人物命运进行映照与复调性呈现，丰富了主题表达的深度。

　　用“零度叙事”的方式来还原现实世界的种种不如意，表达对于“求不得”的一声叹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释然，并在散淡的叙事结构和纪实性的影像风格中制造一种现实搬演的错觉，可以成为这类影片的艺术标签。当然，创作者并不是真的对于现实没有态度、没有判断，只是隐忍克制地放弃情感的直接表达而已。这种创作方式往往能打造出艺术精品，它们虽不会成为市场上耀眼的存在，却可能因其艺术个性和艺术成就而熠熠发光。

　　用现实主义手法和态度创作的电影，需要关注真切的现实生活，找到这些凡俗庸常或者喧嚣躁动的生活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并对这些矛盾与冲突进行细腻、生动的描写。至于生活的出路或者人物的命运方向，创作者并不能以救世主的姿态“指点迷津”，也不能以理想主义的情怀一厢情愿地为人物安排美满结局，而是必须遵循现实的逻辑和生活本身的规律，只要能让观众心有戚戚，有一丝触动与共鸣，有一刻顿悟与反省，电影的功能就已经完成了。

　　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是时代的“良心”，是我们了解特定时代的生存面貌与社会人心、把握时代脉搏、探索人与时代关系的一个载体，是创作者以真诚的态度投入现实洪流中进行观察与搏击的舞台，值得每一个创作者进行尝试与开拓。（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