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莫言：新文学传统中的乡土叙事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李林荣

　　鲁迅小说和莫言小说这种既相关又相异的关系或可称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中层叙事”在不同时代区间和文化层次上的不同呈现。

　　（一）

　　鲁迅的小说创作始于1913年、止于1935年，时断时续前后不过22年，全部所得只有《怀旧》和《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集，共33个短篇。莫言的小说创作从1981年起步，迄今32年，累计有长篇11部、中短篇110余篇。从创作的时代背景和数量上看，二者区别殊异，关联甚小。但就作品题材、情境的设定和叙事方式的运用来讲，它们却显示出同以乡土社会为重和以忆旧追述为主的特色。

　　这种把选材的重心和叙事的焦点，都对准叙述者过往熟悉的某一乡野村镇里的生活场景和世态人情，把叙述者执行叙述的声音、角度和认知基准，则尽可能靠近预期读者的创作手法，按照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的概括，就是所谓“乡土文学”。鲁迅原称的“乡土”，本是指作者现居地远方（空间和时间）的故乡。因而“乡土文学”一说，在鲁迅那里，也主要是指那种被动或主动地离弃了故乡、侨寓在异地，借着刻画和咏叹远去的故乡人事来寄托乡愁的作品。

　　（二）

　　鲁迅一代的作者笔下的故乡和鲁迅所界定的“乡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思潮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汇流、推进，到1930—1940年代之际，范畴逐渐扩大、内涵逐渐深化、意味逐渐抽象，终于转移、融合进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大众与精英、民间与官方、农村与城市等二元对立的观念轴心，演变成了与传统、民族、大众、民间、农村等一系列表征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本位的观念直接对应的一种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的符号。

　　随之而后，长达三十多年“政治先行、文学后进”的文艺运动，使得这一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观念生成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一度湮没不彰。原本在作家的创造意念和文学文本的世界里可以斑斓多姿的乡土人情和乡土故事，与社会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农村面貌、农民阶级等观念形态，日益深入地熔铸、板结在了一起。相应地，“乡土文学”原有的那种批判现实和针砭人性的幽暗气质——鲁迅曾经细致论析过的那种因作者个性、阅历和写作才具的不同而形成色泽各异、但基调相仿的“乡愁”——也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克服作者主观介入为前提的透明写实的情节处理和机械两分的人物塑造。

　　直至1980年代，随着包括莫言在内的寻根一代作家的崛起，才重新激活了“乡土文学”，并将其还原为一种创作手法。

　　（三）

　　与其他许多同辈作家在寻根落潮之后纷纷离开“乡土”、关怀当下不同，莫言的小说创作重心至今保持在他的成名作所确立的那个特色鲜明的“乡土”叙事场域之内。这不仅突出地体现于他的11部长篇作品，同时也体现于他相当部分的中短篇小说。关于这一点，类似鲁迅小说中的“乡土”始终或明或暗地维系于以未庄、鲁镇、S城为符号，以绍兴为原型的地理人文场景，莫言的小说也显现出执着、持久地将自己真实的故乡山东高密大栏乡文学化和意象化的取向，其结果就是“胶东高密东北乡”这一亦真亦幻的场景在莫言小说世界里跨文本、跨时代的稳定存在。

　　此外，也正如鲁迅小说的叙事建构，赋予未庄、鲁镇、S城这一文学场景作为凝滞不变的“老中国儿女”思想和生活情态的地标隐喻的意味，莫言小说的叙事建构，也在不断丰富和加强“胶东高密东北乡”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地标隐喻的意味。恰在此，莫言小说展现出了与鲁迅小说同中见异的特质：它的叙述者和鲁迅小说一样都间离于它所叙述的乡土故事，但鲁迅小说这种间离更多、更明显地依托了承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而来的知识分子立场，理性为主、感性为辅；而莫言小说却正好相反，它的叙述间离主要是支撑在感性基础上，其中也挟带着知识理性的因素，但并不以此为重。莫言小说世界的景观因此在趋于芜杂、斑斓和幽暗的方向上显得更为奔放、狂野。

　　从精神谱系上究其成因，这当然仍可归结为从文学寻根一代而来一种思想和审美习惯。但在别的许多作家那里中断了的习惯，莫言却在其创作中进行了独异、新颖的拓展，其脉络已远超出文学或社会潮流总体进程的涵盖范围。对于这种发展，或许从乡土是依从还是成就现代、是依从还是成就都市、是依从还是成就世界等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层面去探察，才会获得较为合理、贴切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非要用一个名词来加以概括，鲁迅小说和莫言小说这种既相关又相异的关系或可称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中层叙事”在不同时代区间和文化层次上的不同呈现。（李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