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耳

　　1951年7月16日，一代文学巨匠、“传奇文学隐士”J.D.塞林格的小说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问世，至今70年，全球畅销已突破 7000 万册，并跻身 20 世纪百佳小说、纽约图书馆世纪之书等榜单。“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这个在当时来看全然一新的开头，被伍迪·艾伦赞叹“作者的责任是要款待读者，塞林格不负众望，从小说第一句开始就让你无比轻松”。

　　不过，“轻松”并不是针对本书的完整评价，事实上，从出版问世前到问世后，争议一直存在，甚至在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禁书。出版前，手稿先后被寄往《纽约客》和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纽约客》直言“个人叙述太多，甚至有些造作”，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的老板更是质疑“书里这小孩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认为书中的主角霍尔顿“疯了”。也因此，手稿再被送至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时，塞林格拒绝让出版社寄样书及任何书评给他，并拒绝一切宣传，直至该书在此顺利出版。之后，塞林格只接受了一次关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采访，“我认为写作是一件苦差事。”塞林格在访问中说：“但它带给我足够的快乐。其报偿少之又少，但当它来临，如果它会来临，那将非常美妙。”出版后，当时各大报刊关注的目光都给了这本“仲夏书单的主推书籍”，评论却呈现两极化，有人称赞该书“情感丰沛却不无病呻吟，富有戏剧性却不夸张煽情，诚实坦率却不流于粗俗”，或言该书“真实到令人痛苦，所有活得一塌糊涂的大人们都读得爱不释手，同时还得藏起来不让他们的孩子们看到”；也有人认为该书“太长了，有点单调沉闷。他应该把写那些混蛋和那破学校的段落多删掉一些”。

　　不过，翻开《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其实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美国高中要查禁这本书。仅从语言上来讲，就让当时诸多人称“不敢恭维”，就连塞林格自己都说“我认为这本书里会有很多脏话和色情的描写……你可能认为我是个肮脏的家伙，或者我来自一个可怕的家庭……”粗鄙之话贯穿全书，随便截取一段都避不开。更不用说在当时极具指代意义的内容：霍尔顿，一个出身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16岁男孩，消极厌世、别扭奇怪、离经叛道，因对学业应付了事屡屡不及格导致四次被学校开除，又因不想回家面对父母而只身前往纽约游荡，酗酒抽烟嫖妓，完全是个“垮掉”的糟糕形象。可以说，霍尔顿被称为“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对于当时普遍迷惘的美国青年来说，算得上是某种虚妄的“精神领袖”，撞开了50年代愤懑不平的，穿着长风衣、反戴着鸭舌帽、耍酷地四处游荡的美国年轻人们的心门，给了他们另一种可能的人生选择，让他们知晓一个真相——人生是场有规则的比赛，但社会上有些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也让他们知晓了生活的一个真理——一个不成熟者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者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谦卑地活着。因此，模仿风气一时盛起。后来写出《再见吧，哥伦布》的菲利普·罗斯对此做出了精准的解释：“大学生对塞林格作品的响应，说明他比任何人都更贴近时代，并且捕捉到了那时正在自我与文化之间发生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

　　从禁书到经典之作，其实正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被理解、读懂的一个过程，破开话语之表象，深入内容之肌理，即可发现，霍尔顿这个形象，乃至书中霍尔顿的哥哥、弟弟等等，都或多或少隐藏着塞林格自己的影子。在书中，两个意向必须被提及，一个是麦田，一个是悬崖。霍尔顿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防止他们“不看方向”而从悬崖“跌落”，意图“在一个充满尔虞我诈、虚伪和压制的世界里，想拼力追溯责任的起源、作出超越阻隔和区别的尝试”，守护孩童的天真纯洁，但最终“这个很离谱”的想法并未能实现，霍尔顿继续回去上学，不再追求“轰轰烈烈地死去”，而是“谦卑地活下去”。这是对普遍意义上所谓合群生活的一种妥协。而在现实中，“生于曼哈顿，在市立学校、私立军校和三所大学里学习，但是从未上到过二年级”的塞林格，在撰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同时也在参军，经历了诺曼底登陆、赫特根森林血战等战役并由此陷入严重的战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从该书出版次年便回隐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一座老宅，完成了霍尔顿“用自己的钱盖一座小木屋”的梦想，鲜少露面。到1965年出版约2.5万字的短篇小说《哈普沃兹16，1924》之后，就从文学世界彻底隐退，也完全隐居了起来，终生守望着自己的“麦田”，这应验了1961年他对自我去向的预言：“尽管我会有进退不得的危险，也许完全销声匿迹。不过整体而言，我还是非常乐观的。”

　　时至今日再看，好似塞林格的选择仍然是个谜。但从书里到现实，塞林格可能始终拒绝的，都是一个生命从张扬活力到萎靡坍缩的变化过程，一个个体从自我意识完整到被迫阉割的妥协过程。正如福克纳所说：“不能说是错误，但却是一种作者必须挺身抗击的恶。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个体而存在会很困难。我想，我从这本书中看出的是一个悲剧，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塞林格自己的悲剧。有这样一个聪明的、比大部分人更敏感些的年轻人，他很想去爱人们，而当他试图闯入人的世界，去爱人们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空无一人。”所以，塞林格从别人的生命中撤退，避免现实人生成为一出不好看、不满意的“悲剧”。

　　如今斯人已逝，无论如何解码其人生，总归要回到海明威那句“老天，他可真是才华横溢”。而70年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已经跳出了“青春文学经典”这一框架，成为更普遍意义上的经典之作，从福克纳所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新一代作家所写的最好的小说”，到萨缪尔•贝克特给朋友写信说“你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吗？我非常喜欢，这么久以来，它是我最喜欢的书”，无不印证着这一点。

　　所以，关于塞林格，关于《麦田里的守望者》，自来都是“一千个读者”，不妨就借用下塞林格拒绝采访的惯用语：“没什么可说的，都在书里。”翻开书，自己去寻找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吧。（关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