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周才庶

　　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之后，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再次于国庆档上映。影片由《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篇章构成，分别对应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与人工智能的未来，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执导并主演一个单元。影片将漫长的历史轨迹故事化，将宏大的爱国理念具体化，以普通人的角度切入，表现了革命、建设、开放与创新等主题。

　　“我和父亲”是贯穿电影始终的一条线索，祖国和父亲共同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乘风》中，日军围剿根据地，父亲作为冀中骑兵团的团长，和战友们一起掩护群众撤离，眼看着一村的老弱病小面临死亡威胁，他命令战友打响信号弹，将日军引到了另一条路上。这是一个痛苦而短暂的抉择，因为前一刻，儿子马乘风和战友刚朝着这个方向去了。马乘风在枪林弹雨中坚毅前行，奔向死亡；孕妇在救援的小舟上分娩，创造新生……影片通过交叉蒙太奇的方式表现出相同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事情，两者彼此渲染、互为因果，使得生命力量得以彰显。

　　《诗》更多地以女性视角与家庭场景支撑叙事，赋予这段故事较大的情感力度。父亲告诉儿子，“爸爸在天上写诗。”这位航天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潜心钻研，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父亲在火箭试验中骤然离世，作为火药雕刻师的母亲坚强前行，一边在工作中推进技术，将切削火药的精确度控制在0.2毫米以内；一边独自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母亲告诉孩子：“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自由，抛弃自己的东西；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在辽远的星空下点亮孔明灯，流泪满面的孩子似乎长大了，飘摇的灯火是对父亲的祭奠，又是对母亲的祈愿。艰苦朴素的日常、广袤荒原的实景，让人回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回想起研制火箭和发射卫星的艰辛历程。当千钧重担最后落到了一个女人身上，那一低头的悲戚、一抬头的落寞，似乎已经扛起了历史的万千艰难。

　　上海弄堂是许多小说和电影偏爱的文化符号，弄堂里透着市井风貌、藏着风云际会，人们在此看尽世代风华与百年尘埃。《鸭先知》一转之前或豪情或悲情的基调，进入到鲜活的市井生活，以喜剧化的方式表现出父亲孤立无援的中年困境以及勇于革新的创业精神。父亲是弄堂里出了名的人物，透着小人物的世俗与精明，却感受着大时代的玄机与变迁。他是国营厂销售科科长，滞销的参桂养荣酒堆满了那拥挤不堪的小家，也时常引得妻子暴怒、邻居嘲讽、领导批评，但父亲似乎并不气馁，千方百计地销售药酒，卖酒的过程极具戏剧效果。几经周折，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由父亲策划主导的药酒广告播出了，滞销的药酒被抢购一空。《鸭先知》是整部电影中将“我和父亲”的关系表现得最温暖而长久的，也是整部电影的情绪转折，它将悲壮、悲伤转向了欢快。

　　《少年行》中的父亲并不在场，沈腾扮演的机器人代替了真正的父亲，弥补了孩子对父爱的需求。当沈腾的“喜剧脸”变成了人工智能的“机器脸”，笑的功能被取缔的同时，它似乎也失去了某种神韵，未能完成一个成功的未来叙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在宏大历史中聚焦“我和父亲”，将高蹈抽象的理念化作具体可感的人物、故事，让我们看到父辈用鲜血、汗水建设祖国，用从容、智慧面对生活，从而唤起了共同的家国记忆与历史情绪。如果第四篇章在故事讲述、艺术构思、影像塑造和语言表达上能够更加完善，相信会为整部电影增色不少。（周才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