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龚金平

　　影片《摩加迪沙》的前25分钟里，韩国驻索马里大使韩信圣与参赞姜大真，朝鲜驻索马里大使林龙洙与参赞太俊基，秉持不同的政治立场，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一度势同水火。韩信圣致力于拉拢索马里的总统巴里，希望对方在韩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时能够投上一票。林龙洙的工作则是阻挠、破坏韩国的企图。双方的斗争近乎白热化。

　　《摩加迪沙》剧照

　　如果忽略主要人物的外交官身份，《摩加迪沙》的情节框架很适合发展成一出精彩的商战剧。这相当于把索马里总统视为一个大客户，两个有竞争关系的商家各显神通，运用各种阳谋和阴谋，以打击对手，成全自己，并在你争我抢的过程中发生致命的纠缠和冲撞。这种情节设置方式虽然也能做到冲突强烈，过程一波三折，但它有一个前提，争斗的双方必须有着道义上的正邪区别，以便使胜利的一方代表正义，并得到观众的认同。正是从这个层面讲，《摩加迪沙》不可能以商战剧的类型样式来结构剧情。因为，除了韩国或朝鲜观众之外，大部分观众对于任何一方成功或失败都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这会造成一个后果，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知将情感投射在哪一方身上，移情效果就难以产生。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25分钟之后，转换了另一种情节设置的思路。当摩加迪沙发生暴乱时，影片无意于探讨这场暴乱的前因后果，也没有在叛军与政府军之间进行道德形象的不同建构，而是让观众看到政府军的残忍，叛军的邪恶，从而制造充满恐怖、血腥与杀戮的“乱世”甚至是“末日”景象。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外交人员不同的政治立场突然变得非常无谓，他们在国家利益方面的明争暗斗也显得毫无意义，因为“生存”成为众人最朴素又最为沉重的命题。

　　当两国外交人员汇聚在一起，共同为生存而搏斗，他们成为“无辜的弱者”，动荡的局势成为威胁他们生存的力量。如此，影片的情节设置轻易地击中观众心中的软肋：一群善良、无辜的老弱妇孺，以极为磅礴的生存意志，令人敬仰的勇气和智慧，顽强不屈地从摩加迪沙这样的人间地狱逃出生天。影片相当于在一个更为简单直接的层面，呈现了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观众再也不用区别韩国或朝鲜的国家形象，也不用在乎政府军或叛军的道德面貌，而是关注一群普通人在死亡的威胁下如何挣扎逃生，这足以引起任何人的共情。为了使这种共情更为深入人心，影片还小心翼翼地弱化这个群体的战斗力，重点渲染他们的智慧与坚韧，善良与博大。

　　影片中的两位参赞都是武官，而且身手不凡。本来，观众期待这两位武官抛却意识形态分歧，并肩战斗，共谱传奇。但是，影片克制了这种制造“爽剧”的冲动，将两位武官还原为普通人，他们的格斗技能与战斗素养没有用武之地，更没有机会在枪林弹雨中所向披靡，他们只是冒着叛军的燃烧瓶、自动步枪，政府军的重机枪艰难求生。这实际上进一步召唤了观众的情绪投入，因为这群外交人员毫无攻击性，也没有战斗力，他们是真正无辜的平民，他们用尽全部的气力与最为邪恶的暴力分子搏斗，他们所能凭依的，只是勇气、智慧与大爱，这无疑是令人极为揪心又肃然起敬的。

　　影片中这个逃难群体将近二十人，但有名有姓的只有五六人。影片对于这几个主要人物的刻画并不成功，人物的背景与性格都较为模糊，自然也谈不上性格的发展与人物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当我们疑惑这一行人经历了高强度的枪火攻击居然只死亡一人时，除了感慨他们运气太好，也会隐隐意识到，正因为影片刻画人物过于潦草，观众对于人物没有产生欣赏、崇拜等情感，人物的死亡自然也不会对观众产生悲剧性的心灵震撼，所以影片只能以接近大团圆的方式让众人有惊无险地完成突围。

　　影片多次渲染韩信圣与姜大真身上博大的人道情怀，他们在朝鲜人危在旦夕时将他们放进韩国大使馆，他们在意大利大使不愿朝鲜人上飞机时极力掩饰，甚至在抵达肯亚后也主动替朝鲜人着想，装作彼此不认识，以免朝鲜人惹祸上身。作为韩国出品的电影，美化韩国人的形象并不奇怪，流露出对于朝鲜人的刻板印象也能够理解，但影片的情节设置与主题表达决定了，它必须在“普通人”的旗帜下消弭双方的国家属性，才能使观众对于人物的处境与命运感同身受。因此，影片对于朝鲜人的塑造整体上还算客观中立，并有限地呈现了韩国人对于朝鲜人认识的“进阶”过程。比如，最初朝鲜外交人员阴险狡诈，手段卑劣，初进韩国大使馆时显得唯唯诺诺，没有教养，不够坦荡，但看到韩国人的宽厚与善意之后，朝鲜人也懂得知恩图报，甚至表现出大义凛然的豪迈。

　　影片大量从韩国人、朝鲜人的视角来凝视摩加迪沙的乱象，如警察与军队对游行人群无差别的殴打与杀戮，叛军的贪婪、冷酷，娃娃兵的稚嫩、狂热、麻木与冷血。影片还在朝鲜人半夜逃出大使馆的那场戏中，大量使用手持摄影、不规则构图、暗调画面、主观视点镜头等艺术手段，制造一种纪录片的质感，来营造逼真的恐怖氛围。

　　当影片用旁观者的视角和纪录片的手法来描绘摩加迪沙的种种“末日景象”，这固然使观众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但同时也意味着影片对于真实的索马里并不感兴趣，也不可能怀着深厚的人道情怀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思考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不奇怪，影片中不仅那些外交人员显得表面化或者概念化，索马里人更是符号化的，往往成为邪恶的代名词。影片中唯一有存在感的索马里人是韩国大使馆雇佣的本地司机斯瓦玛。斯瓦玛有着勇敢、忠诚、体贴的一面，他会在韩信圣遭遇抢劫时试图周旋，会在被警察追捕时不愿连累韩国大使馆而舍命出逃，但是，影片对于有着稳定工作的斯瓦玛，为何会加入叛军没有进行任何合理的解释，对于斯瓦玛的生活状态与心理起伏更是忽略不计。

　　这说明，影片对于表现摩加迪沙真实的生存图景缺少诚意，对于刻画有立体感的索马里人更是力不从心，影片只是选择摩加迪沙这样一个“不法之地”作为背景和契机，以讲述一个带有冒险色彩的故事，以塑造韩国人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以书写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的良知与人道。至于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在肌理去思考其前途，或者反思人类命运，这样的话题过于沉重，不适合在一部商业片中展开，也与影片的创作初衷南辕北辙。

　　影片中众人突围的过程虽然惊险，也不乏出色的细节，但整体而言波折有限，未能体现“跌宕起伏”的叙事效果，众人面对占据绝对武力优势的对手施展空间有限，只能被动逃窜。这虽然是影片为了尊重客观事实而作出的艺术选择，同时也为了突出人物的“凡人”特征而强化观众认同感的艺术策略，但是，这毕竟会导致影片情节平淡，节奏拖沓。

　　最终，当两个群体放下偏见、分歧与对立，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这一幕确实令人感动。影片借用韩国人、朝鲜人的视角，带领观众触摸索马里的风土人情、动荡政局等，也着实令人感到震撼。这对于观众来说，相当于得到了双重的满足，既近距离感受了20世纪90年代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动荡与混乱，又真切地体验了普通人在非常态境遇中的非凡冒险。对于一部商业片来说，这已然十分难得。（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