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托海往事》：记忆之场的文学书写

　　作者：王宇阔

　　董立勃多年来创作了一批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背景的“垦荒小说”，为读者呈现出新疆的地域性风采。他的新作《可可托海往事》，是一部有关可可托海的编年史。该作品有意识地借鉴非虚构的创作手法，重现了上世纪50年代援疆儿女在可可托海矿区为新中国建设而挥洒青春的场景，展示了老一辈可可托海人对祖国的忠诚和奉献。

　　可可托海矿区蕴藏着上百种世界稀有矿物，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曾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来到可可托海矿区，他们怀揣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殊死搏斗”，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勘探、开采矿产资源。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诺拉说：“记忆之场就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可可托海往事》正是以文学的方式，为那些曾在这片热土上的英雄重塑了一个“记忆之场”。小说成功地建构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先驱者”的集体记忆，文本中那些在可可托海矿区奋斗过的垦荒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者。当读者的情感与垦荒者的一腔热血达成某种一致，他们会通过这个“记忆之场”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为了理想而奉献自我、不惧牺牲的精神，进而形成“读者之情感意味着先驱者之精神”的不朽象征。

　　小说写的是人的命运和情感。“没有人，再美的山水也是荒凉的，再富饶的矿山也是死寂的。可可托海发生的大事件，不用我写，很多人都知道。可大事件发生时，作为具体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们的情感变化以及命运的转折，这些大历史会忽略的东西，地方志不会记载的东西，正是我们小说家要展示的主要内容。”在作者看来，文学作品中的“人”是不同于历史的，而对人物情感的叙述，以及对人物命运的把控，正是《可可托海往事》兼具文学的真实性与真实的文学性的具体表征。作者擅于通过“爱情的发生”展现爱情观的纯粹。这种纯粹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同时更是符合人性逻辑的。孙惠兰和赵义勋二人在事业上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追求，二人也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而互生好感。然而，孙惠兰总是担心恋爱会阻碍自己的事，而拒绝赵义勋的表白。但是，当她看到曾经的室友张秋凤的幸福生活后，她的观念开始动摇，爱情也随之发生，毅然决然地与赵义勋结婚。这时，两个青年人对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和对婚姻生活的追求统一了起来。

　　与高歌猛进的时代相比，书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不可言明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性的发生是由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所指导的：一方面体现在作者对情节的叙述上，即跌宕起伏的情节叙述建立在人性与事件的情理相协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情感倾向，即通过对历史大年轮中“小人物”命运的刻画，展现对人物的悲悯情怀。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意味，《可可托海往事》中的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们不单单是时代的传声筒，还具有了文学审美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真实地还原出历史现场中的人民。

　　《可可托海往事》借鉴了非虚构写作的创作手法，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特殊的场域中，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理想的状况。小说的价值具有双重维度：一个是文学的，它对人物情感的塑造是以真实性原则为指导的；另一个则是历史的，它以文学的书写建构出一个能够存放集体记忆的“记忆之场”。无论是指向民族认同的历史意义，还是“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形式，《可可托海往事》都可以说是董立勃在近几年文学创作上的重要突破，从中可以看到他向“非虚构写作”转型的潜能。

　　（作者王宇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