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青春成长中的阵痛与领悟

　　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龚金平

　　电影《美国女孩》的情节与主题，初看起来与文化冲突有关：上初中的芳仪，在美国洛杉矶度过了人生重要的成长岁月，突然被母亲带回陌生的台湾，卷入身份尴尬、文化不适、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同时，母亲身患癌症，父亲又为挣钱养家疲于奔命，家庭氛围压抑而紧张，这加剧了她与父母之间的龃龉与对抗。那么，影片要表现的，是身处文化差异和代际冲突漩涡中的少女，如何找到内心的安顿与释然吗？

　　电影《美国女孩》海报

　　大多数青春片中，都有代际冲突的戏码。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追求个性、彰显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莽撞、冲动、困惑的时刻，这与父母的理性、正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冲撞与决裂。因此，代际冲突大多数时候与两代人的心理成熟程度、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关，偶尔也能延伸到时代变迁、社会转型、文化模式等方面。《美国女孩》的野心显然不满足于对亲子关系作单一维度的表达，因为影片为母女之间的隔阂与圆融，设置了文化融合、疫情肆虐、生老病死等背景，希冀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中，展现更为广阔的成长话题与人生命题。

　　芳仪对母亲的不满在于，她原本拥有自由而舒展，快乐而恣意的生活。可以说，芳仪将美国的生活看成某种人生范本。这使得身处僵硬、刻板的学校氛围中的她，加倍地渴望原先的生活。芳仪更像一位旁观者和亲历者，洞察着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公平因素，进而呼吁更尊重个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氛围。那么，影片的立意是为了抨击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吗？从芳仪的精神状态来看，真正令她身心疲惫的，可能并不是在学校里被孤立和被排挤的无助处境，而是母亲身上的专制、阴郁、悲观的气息。

　　芳仪的母亲罹患癌症之后，情绪低落，脾气有些暴躁，又时常担心两个女儿和丈夫的未来，在家庭中制造了焦虑和恐惧的情绪。芳仪渴望一种平和、乐观、大度、昂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指向对自我的信心，对未来的憧憬，而非深陷在焦虑、悲观、绝望中不可自拔，并对身边的人施加不可名状的精神压力。由此，我们了解母女之间的冲突根源，乃是她们对“责任”“人生态度”的理解南辕北辙。母亲之所以情绪不稳定，内心悲观，不是因为她自私，恰恰是她深感责任重大才充满不舍与不甘。芳仪则认为，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哪怕是家人。

　　芳仪对于母亲的误解还在于，母亲偶尔的消沉或狂躁，并非全部源于身体的虚弱，还包括她对平淡无奇人生的意绪难平。以前，母亲或许会因为照顾两个女儿而得到价值体认，甚至设想人生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现在，面对惘惘中的死亡威胁，母亲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她的一生有一种虚度的空无感。

　　母女之间的隔膜与抵触，折射了不同文化形态所塑造的迥异价值观。但是，母亲精通英文，又在美国生活多年，她为何对美国文化完全绝缘？说到底，身处不同的人生坐标，面临不同的人生处境，导致了芳仪与母亲在观念和行动方面难以合拍。她们在如何面对人生低潮、思考自我的价值体认、界定自我与他人的责任疆域等方面，天差地别，并自我坚持。影片无意于对此进行善恶或是非判断，而是冷静地意识到各自的合理性，也清醒地烛照各自的局限，这才是人性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真实性。

　　影片的场景大多为家庭和学校，所呈现的也是一些日常性的生活细节、琐碎纷争和庸常烦恼，勾勒出一个普通家庭在遭遇变故时的强作镇定，以及父母面对青春期儿女的不知所措，还有青春期少女在校园生活中的不安与不适。影片不时渲染SARS疫情，想以更为宏大的幕布衬托普通人的生存焦虑与寻常忧愁。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世界的崩塌是那么遥远，眼前的纷扰才无比真切具体，也无比尖锐疼痛。

　　影片大量采用内景，并使用自然光效，整体情感基调昏暗和低沉。这衬托了人物的心情，也以一种不事张扬的方式，还原普通人生活的真实状态。当然，作为一部影片，其影像语言的局促平淡，也因这种平实的摄影风格被放大。

　　影片回避了戏剧化的情节设置方式，拒绝用大起大落的情节变故，或者高度煽情的场景，来救赎生活庸常与琐碎的永恒性，而是以平缓的叙事节奏，凡俗的生活场景和生活事件，带领观众进入一个裂隙遍布的普通家庭，在文化冲突与代际冲突的烟雾弹掩护下，感悟面对人生失落、命运无常的一种豁达心胸与平静心态。这是影片的动人之处，但也因此让观众怅然若失，一方面观众在“日常性”的饱和攻击中深感情节的苍白寡淡，另一方面又觉得文化冲突与代际冲突终究是老生常谈，由此而延伸至人生感悟，既显牵强，也容易因浅尝辄止而显得寻常。同时，影片回避戏剧化的情节处理方式，固然彰显了影片散文化的风格和原生态的生活质感，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人物的和解契机、人物内心冲突得以解决的缘由，仍然需要提供有感染力的情绪依托和逻辑担保。当影片完全沉浸在日常性中，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影片不过是在那些肉眼可见的摩擦中反复渲染，不停徘徊，最后因不知如何结尾而在不咸不淡的状态中强行结束故事。

　　影片最后，妹妹芳安被诊断只是普通感冒，一家人像是劫后余生，不由喜极而泣，家人之间冰释前嫌，生活重归温馨而美好的模样。看起来，妹妹的虚惊一场像是生活的一次贵重馈赠，或像一剂回春妙药，治愈了这个家庭的诸多矛盾和裂痕。但是，这个结尾的突兀与空洞之处显而易见，当影片执着地挖掘生活本身的不如意，其主题建构的逻辑也应该立足于人物自我的释怀与超脱，而不能依赖外界的偶然与幸运。毕竟，人生最大的不幸，未必是遭遇意外厄运；人生最大的幸运，也非与苦难擦肩而过。人生真正的勇敢与幸福在于，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不测和命运的无常，接受自我、他人，以及人生本身的不完满，并与这种不完满和平相处。（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