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道主义精神

——儒家艺术精神的当代启示（二）

　　作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李明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予以尖锐批判，深入探讨关于真正合乎人性的、道德的、幸福的生存方式，强调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来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实践创造出了人之为人的一切特征。恩格斯对于全人类的解放有很精彩的阐述：“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的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的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道主义目标是全人类解放，人类最终从支配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开始完全自觉地创造历史。中国古代具有与西方相媲美的人道主义思想，显示出浓郁的东方哲学智慧。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辩证》中提出了：“春秋时人道主义固以发达。”

　　儒家主张以民为本，在社会关系中透视人的价值，倡导古代人道主义精神，建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人学思想体系。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与弟子颜渊对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孔子用“克己复礼”来规定“仁”，即自己勇于承担复礼的重任，并努力为之奋斗。《论语》又载冉雍（字仲弓）问仁的答话：“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即是说出我师门去外为政应当像接待贵宾一样；管理和支使百姓时要像承办大祀典那样。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自己不愿办的事不要让别人去办。处世要泰然，能为某一君主办事，不要有怨言；不能为政而居家时，也不要有怨言。

　　孔子与颜渊和仲弓分别从“仁学”和“仁政”两方面谈论“仁”的内容和原则。他在与樊迟谈论“仁”时，则从高度抽象的角度谈到“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凡富有博爱和憎恶的情感意志行为，都可统摄为“仁”。爱我所爱，恶我所恶，敢爱敢恶，方为“仁”。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乃至人格修养上、审美观念上是一个突破性的贡献。过去，人们仅取其一，定义为“仁者爱人”，给孔子套上“泛爱论”的帽子，这是不符合孔子原意的。人道主义并非仅讲恕道、博爱、善举，对邪恶、欺诈、暴政、奴役、中伤、奸淫等违背“仁礼”的言行都应义不容辞、大义凛然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与之作英勇的斗争。这才是完整准确的人道主义内涵。因此，艺术不仅要反映人与人之间那种质朴、真诚、互爱的仁爱精神，而且应表现人同邪恶势力斗争的无畏、英勇、献身的人道精神。这样，才能避免颂德式或缺德式的偏颇和片面，使艺术的理性之光不被遮蔽和弱化。当代艺术曾出现的审父意识，写父辈的丑恶，如狼如猪如狗，以展丑为荣，以及致力于描绘人的变形扭曲如甲虫如蜘蛛等，这种将人性动物化的艺术思潮，背离了儒家人道主义艺术精神，是不可取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人道主义思想，其基本原则就是要求人与人相亲相爱，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孟子认为，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就在实行仁义之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人抛弃了仁义，失去了社会责任感，任欲望的冲动来支配自己，这在孟子看来，就必然会出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滕文公下》），使人等同于禽兽。孟子这一思想，为中国艺术确立自己的社会责任，实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抱负，推动中国艺术始终向着现实主义道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艺术曾出现了两个极端，一类是“隐私文学”“内幕文学”“审丑艺术”演绎西方哲学观念的“观念文学”丢失了艺术的审美属性；另一类是无视社会现实和良知责任，向金钱的诱惑缴械，以媚俗换取利润，把艺术当作“三俗”的工具，精神的火炬灰飞烟灭，信仰的光环烟消云散，理想的太阳云遮雾蔽。面对这种俗文化、伪文化、无文化的现实，重温孟子这一思想，无疑具有历史的苍茫感和惊觉感。（李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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