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行者》：香港卧底电影的续写与变奏

　　作者：康宁

　　4月，由黄明升执导，任贤齐、任达华、方中信、谭耀文、吴卓羲领衔主演的动作犯罪悬疑片《边缘行者》在多部电影撤档之时选择逆流而上，打出了“坚守五一档,我们不撤”的宣传语。5月8日,电影《边缘行者》在官方微博发布海报，庆祝票房突破1亿元。《边缘行者》是一部典型的香港卧底电影，但又在这一类型的叙事传统基础上表现出续写与变奏。

　　香港卧底电影的叙事传统

　　香港卧底电影由来已久，从1981年香港电影新浪潮代表待导演章国明的《边缘人》，至今已经有四十余年的历史，这类讲述卧底在警匪间周璇，表现其生存状态和心理困境的影片，有着固定的形式管理和不断重复的情感表达，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叙事传统。

　　《边缘人》是香港第一部以卧底为主题的电影，讲述了卧底警察阿潮游走于黑白两道，深陷困境，不仅失去了爱情和亲情，最后被人乱棍打死的故事。《龙虎风云》直逼卧底警察的内心世界，高秋在做卧底的过程中，与阿虎建立了兄弟情谊，最终面临兄弟情谊与社会公义的两难选择，从这个维度来说，《龙虎风云》开拓了卧底题材电影的另一个面向。

　　周星驰的《逃学威龙》和《喜剧之王》实现了卧底电影的喜剧化转向。在电影《逃学威龙》中，周星驰化身潜入学校的卧底警察，追查手枪丢失案，通过无厘头的表演，将紧张刺激的警匪对抗表现得诙谐幽默。电影《喜剧之王》则讲述了一个龙套演员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屡遭挫折，误打误撞地成为卧底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卧底角色在香港电影中逐渐变得“去悲剧化”。

　　麦兆辉和庄文强的《无间道》系列开启了香港警匪片正反两方“双卧底”的模式。影片的情节冲突与戏剧张力通过卧底间的智谋较量而展开。至此，卧底故事的叙事结构变得更加立体多面，卧底拥有了广泛意涵下的“身份错置”的象征，比如在电影《变节》中，laughing在完成卧底任务后展现除了内心的纠结与迷茫。在《使徒行者》系列电影中，卧底的人性深度以及卧底故事的叙事方式得到了更新。在卧底模式的极端情境下，通过对道义与情谊的坚守而实现人的和解与救赎。

　　在大多数香港卧底电影中，卧底常常是以悲剧人物的形象出现，在警察代表的公共秩序世界，和罪恶的黑道世界之间徘徊。纵观香港卧底电影的发展历程，卧底如何恢复真正的身份，是香港卧底电影的经典结构。

　　卧底片的叙事核心和张力，并非义气与职责间的纠结较量，而更关注深陷两个对立世界时，个体的生存处境与心理状态。无力改变和无法想象是香港卧底电影的故事内核。个体面对身份的隐秘、宿命的悲剧，既无法改变过去，也不知如何面对未来，只能思考归属问题。那些隐匿于黑暗中的小人物如何坚强地活下去，这是观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这类型电影之所以吸引观众的原因所在。

　　新卧底电影的续写与变奏

　　《边缘行者》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氛围，讲述了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多方势力矛盾激化，暴力事件频发。任贤齐扮演的阿骆是一个“边缘行者”，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为了收集取证，与黑警合作，最终将警察内部的黑警绳之以法。与传统的卧底影片对比来看，《边缘行者》的变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卧底身份的提早揭示，回避了阿骆“重新做人”的困局。

　　影片对于寻找卧底的过程描述流于表面，没有经过任何情节角力就揭示了卧底的身份。观众没有寻找卧底的视觉快感，随即陷入了“卧底警察在做什么”的疑惑中，无法沉下心来感受卧底的内心世界。卧底电影要讨论的，不仅是卧底失去身份之苦，还有“重新做人”的困局。而在《边缘行者》中，故事的编排存在很多断裂点，比如阿骆成为帮派老大的情节就略显跳脱，情节处理得过于草率，使得一些重要戏份缺乏说服力，也就无法获得观者情感上的认同。

　　影片以想象方式回溯香港电影的辉煌时期，但因为没有赖以扎根的文化内蕴，使得画面无所依附，只能变成一个空洞的能指。卧底的痛苦，始于身份认同的困境，同时又天然携带着深层次的精神困境。但在《边缘行者》中，这些深藏于卧底片内核的意味都不见了，阿骆不仅没有了身份的纠结和迷失，还多了几分毫无来由的游刃有余。

　　香港卧底电影最擅长的是探寻人性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隐藏身份应该是卧底电影最大的悬念，提早的揭示卧底身份，将悬疑点转移或许是本部影片的创意，但也是其最大的败笔。《边缘行者》对于香港卧底电影的续写与变奏，唤醒了观众对港片的回忆与情怀。但因在叙事中摒弃了“揭示身份、完成社会认同”的关键，将“抓黑警”作为叙事核心处理，使得叙事的力度大打折扣，最终无法获得观众更深层次的共情。

　　（作者康宁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