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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恒雷
《说文解字》讲,秦人以缶为乐器,鼓之以歌。在漫长历史岁月的长河中,击缶之歌长盛不衰,逐渐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戏曲文化。青年作家胡竹峰以其对戏曲独特的认知与考察,形成一卷对戏曲种类兴衰过往的个性化解读文本《击缶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曲的魅力在他独特的讲述中体现出别样的美感。
实地踏访:亲身感受戏曲舞台的前世今生
胡竹峰是安庆人,安庆是黄梅戏的兴盛之地,因而他对黄梅戏格外熟悉。他在《一曲黄梅》里深情地回忆孩提时坐在母亲腿上听戏的场景:“有一次听黄梅戏,在老街祠堂二楼戏阁。观众不少,远远近近的村民都来了,闹哄哄挤满中堂庭院。一男一女在台上咿咿呀呀唱着,几个老太太点头轻轻相和。那次演的什么,想不起来了,不能忘记的是看戏人一颗颗晃动的脑袋。”对于农村里的老百姓来说,看戏是如盛大节日一般的大事儿,因而某个村子演戏,附近村民都来纷纷捧场。这也直接显示出,戏曲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为了撰写本书,胡竹峰实地踏访了诸多戏曲的源头发生地及兴盛地,包括一些草台班子演出的场所,千余年来留有的戏台遗迹等。在踏访中,回顾戏曲往昔的辉煌,难免有追忆,有怅惘。仍以黄梅戏为例,光绪年间,桐城有人组织了黄梅戏班子,在怀宁乡间演出。民国《宿松县志》记载:“邑境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胡竹峰在考察时遇到了当地老人,老人指着镇上的祠堂告诉他,这里便是当年的戏台,一唱黄梅戏那叫一个热闹。胡竹峰慢慢走上戏台,嗅到了旧日的气息——是弦歌,是清音,是铜锣皮鼓,是岁月天地,是家常烟火与众生百态,也是旧梦里永不褪色的粉墨回忆。好在,即便往昔的街头巷尾的戏曲班子已随风而逝,今日的戏曲依然在以全新的形式在不断演出,辉煌依旧在。
形象类比:用诸多喻体特点展戏曲魅力
《击缶歌》虽然在谈戏曲文化,但作者以其他艺术的类比修辞来呈现戏曲的特点,比如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美食、经文等。如此,读者对戏曲特点的认知会有更加直观深刻的感受。
其中,戏曲与书法的类比尤令人拍案称奇:“京剧是草书,墨薄而匀,飞白赏心悦目,令我回味;黄梅戏像唐人写经,宁静清新、含蓄淡雅、简洁明快,清幽之气尽洒纸面;秦腔如魏碑,笔画凝重,有种超凡脱俗的感觉;豫剧若唐人大楷,凝练严谨,视觉上清丽而典雅;昆曲仿佛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线条安闲、平和,呈现出美好宁静的生命状态。”作者将戏曲与书法巧妙地联结到一起,抓住他们共有的特点予以类比,并将自己的个性评介和自身感受融入其中,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戏,这使得各地的地方戏曲呈现出独特魅力。《击缶歌》以不同人物情态来表现这些戏曲的特点:“昆曲是精描细写的工笔闺秀,京剧是纵横捭阖的浊世公子,秦腔是粗犷飞扬的高原大汉,越剧是略施粉黛的写意仕女,黄梅戏则是布衣粗裙的农家姊妹。”如此别具匠心的类比手法,眼光别致,表述新奇。
融入典故:极大拓展文本的文化内涵
跟随着作者的足迹,诸如程长庚等一大批戏曲名家鲜为人知的往事被挖掘,此外,诸多名著中有关戏曲文化的部分得以被人们重温。
四大徽班进京,是国粹京剧发展史上的肇始阶段。作为徽班的领袖、京剧的鼻祖,程长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他十来岁便随父亲去北京,从安徽到京城,千里迢迢。丈夫未可青少年,雏凤清于老凤声。意气风发的程长庚很快在京城崭露头角。他的嗓子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非常适合出演伍子胥、关羽、鲁肃、祢衡、岳飞等英雄豪杰。他对这些古人塑造得惟妙惟肖,可谓形神兼备——“俨若真身,大臣则风度端凝,正士则气象严肃,隐者则其貌逸,员外则其神恬,令人油然起敬慕心。”由于年代久远,有关这些戏曲名家的影像资料鲜有流传,我们只能根据文字资料来回顾他们的风采。《击缶歌》则对相关记载进行了合理细致的萃取,通过梳理故事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对这些戏曲及曲艺家有了清晰的了解。
此外,作者还将诸多古籍中有关戏曲的典故融入书中,大大拓展了这本随笔的文化内涵。诸如《木兰辞》(《花木兰》)对应梆子戏、《红楼梦》里的戏文好辞、朱元璋《大明皇陵之碑》、明人高濂作的传奇《玉簪记》、明人王骥德《曲律》等。这些典故讲述了戏曲的前世今生,着力挖掘戏曲的文化历史渊源。
世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实人生漫长荒凉,不全是这样。戏里的爱恨情仇、是非成败淹没在时间的茫茫烟水里,成了戏文,成了传奇,成了梦忆。黄梅戏演员韩再芬在为本书撰写的序中写道,“《击缶歌》里有戏有人,有落有起,有情怀的激荡,也有无奈和叹息。”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样式,戏曲传承方兴未艾。流传千年,从数百种民间戏曲到广为人知的“五大剧种”,戏曲在大浪淘沙中或走向消亡,或获得新生。我们与其哀叹,不如欣赏;与其怀念,不如将那些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剧种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击缶歌》以一名业余票友、非专业人士从文学的角度注解戏曲的人与事,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