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祖龙

　　《最后一刻的巨变：格蕾丝·佩雷短篇小说集》收录了美国著名作家、诗人、女性主义者格蕾丝·佩雷创作的全部短篇小说，从《人的小小烦恼》《最后一刻的巨变》到《当天晚些时候》，三部短篇小说集展示了她如何以女性主义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不断生长着自己的写作。正如佩雷所言，“每一位在那个时代写作的女性都不得不在女性主义的浪潮中游泳。无论她怎么想，哪怕是英勇地逆流而上，那也是得到了这一浪潮的支持”。阅读佩雷，可以从中清晰感受她对女性生存的刻画与思索和女性主义浪潮的澎湃。

　　这些短篇小说大多有关女性的情感世界，日常在短篇小说碎片化的形式中闪烁、浮现。佩雷叙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繁琐而无聊的生活，她们成日忙碌家务、照顾孩子，生活被剥去理想的外壳，陷入了深深的疲惫：遭遇前夫无理指责后展开的思索与想象、丈夫突然离去后重建生活的困境、被孩子缠绕而完全丧失私人空间的复杂心绪……在记录她们的境遇同时，佩雷也有着独特的理解，她试图让女性拥抱世界，在与他人相互依存之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如在《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中，面对丈夫突然的厌烦与逃遁，面对他离去后家庭日常生活的崩塌，“我”起初崩溃消沉，但在与他人建立连接、接受他人善意情感的过程中，“我”逐渐懂得如何坦然面对生活。“最普通的生活也曾被突如其来的高光时刻照亮”，佩雷小说中常出现的暧昧调情与诙谐幽默，似乎以一种舒缓的情感态度，使女性情感、生活的成长成为可能。

　　佩雷的部分小说有着契诃夫、巴别尔等短篇小说大师的痕迹，仅由几个人物情感的碰撞、冲突与和解，便抵达对生活侧面的书写。在《负重之人》中，一位饱受经济负担的男性幻想与邻家妻子发生一场婚外情，他试图以此幻想缓解日常生活的紧张压力。到邻居家做客带来了一场误会，作为警察的邻家丈夫常年饱受着曾射杀年轻男孩的精神创伤，在误认妻子出轨的时刻，他的情感终于决堤——当妻子看到丈夫举枪，“霎时想起他曾经杀过人”，她无法抑制地称丈夫为“男孩杀手”，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小说结尾处警察丈夫向房间四处扫射，完成了一次情感的宣泄。佩雷分享了生活中那些由隐秘念头和偶然性组成的，令人错愕与难忘的瞬间。人人都不乏隐秘的浪漫与狂野的幻想，它们克制在日常生活中，而文学便成为了一种使情感激荡、逸出生活轨道的方式。

　　《债务》一篇尤其展现了佩雷的文学态度与立场，她要书写身边与远方时时发生的人们的故事，将此视为自己的“债务”。她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开始自己的书写与记述：“我绝不可能仓促地将她祖父的一生轻率地塞进我的任何作品”，“必须得用某种全新的方式，来讲述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男人与女人。”在《与父亲的谈话》中，佩雷传递了她讲述故事的“全新的方式”，通过对一对母子亲密友谊从维持到破裂的故事的反复重写，她揭示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触摸隐匿在生活周遭，那些幽微而悖谬的情感颤动。她写下身边人物的鲜活而细腻的情感，如《再见，好运》中姨妈年轻时为爱独立生活的勇气、闯入他人婚姻时的复杂感受；《活着》中朋友在病痛中对生活与亲情的希冀；《长跑选手》中黑人女性对待白人与家庭生活的种种心理。这些故事并不都是激烈、曲折或充满戏剧性，它们潜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而女性心灵世界的褶曲像图卷一般缓缓延展。

　　“我认为，男性可以书写女性，女性也可以书写男性。关键是了解真相。男人往往根本就没有了解女性生活的真实就下笔去写女人，更有甚者，他们对女性现实的日常生活压根不感兴趣。”除却站在女性立场书写家庭与日常生活，书写那些情感的兴奋与顿挫，佩雷也有着体察、理解他人生活的敏锐感觉。在《下午的菲斯》中，佩雷深入书写了父母在情感表达、话语与行动等层面的不同。他们喋喋不休，各有对生活的不同理解，但在彼此观念碰撞与争吵中，其实也蕴含着和解的契机——在他们情感的深处潜藏着孤独，佩雷希望通过书写将人们的情感连接在一起，将“过集体生活作为她的目标”，让人们相互慰藉、感受彼此的暖意。

　　如佩雷所言，“正是那些最为私人的琐事最为深刻地将你与他人联系在一起。”通过一段又一段对个人情感与生活的具体书写，在那个女性日常生活还未进入公众视域的年代，佩雷让女性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她从身遭写起，从中年女性的婚姻、育儿的众多家庭经验，从朋友的故事、种种生活中泛起的爱欲苦涩写起，那些属于女性情感饱涨的时刻或情愫微妙荡漾的瞬间被刻印在小说中，承载着女性生活的轻盈或重量。回溯作品创作的年代，佩雷以自己的书写参与、推动了女性主义在美国的第二次浪潮兴起，那些在各行各业陷入困境，或在家中为操劳家务、养育孩子所累的女性在文学带来的共鸣与鼓舞中拿起了笔，书写自己的生活，发出属于她们的声音。而在今日思索女性生活与成长的话题时，佩雷的书写仍值得关注，她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情感成长与自我独立，她们在集体的情感联结中获得了挑战陈规的勇气与行动能力，并不断向生活与世界敞开。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