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子扬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长安的荔枝》作为马伯庸“见微”系列的最新作品，将家喻户晓的诗句拓展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以短小说的形式重新打开历史褶皱。故事讲述了大唐天宝年间的小吏李善德误打误撞地成为荔枝转运使，被迫完成从岭南到长安的荔枝转运任务，并在这一过程中见证了繁华之下的大厦将倾。小说长期居于畅销书之列，入选2022年度豆瓣年度好书榜单，引发了众多读者共鸣。近年来，马伯庸的多部作品持续受到读者喜爱，并改编为《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风起洛阳》《风起陇西》等影视剧。解读“马伯庸热”的成因，《长安的荔枝》或许正是一个合适的切口。

　　微观史视点：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在当代历史小说脉络中，无论是50年代开始创作的姚雪垠《李自成》，还是90年代以来二月河“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凌力《少年天子》等作品，大多聚焦于已有确切历史记载的经典人物，但《长安的荔枝》对历史题材的处理却从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入手。这一写作思路恰恰与近年来史学界的微观史研究趋势有相通之处，史景迁《王氏之死》、罗新《漫长的余生》、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等著作均试图从个人的小历史出发，窥探其与时代、社会大历史的关系。《长安的荔枝》的“微观”，不仅在于“去中心化”，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放置为配角，让一个并不完美的小人物走到舞台中央；更在于合理地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叙述关系，从小人物折射出大人物的明争暗斗（高力士与杨国忠）、大历史的变迁（安史之乱），甚至涉及普泛意义上人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因此，这一角度既是亲切、好进入的，又是层次丰富、引人深思的，视点的选取使其获得了被当下读者喜爱的“先天优势”。

　　现代价值与人文关怀

　　正如宣传语所强调，小说的核心人物李善德是一个颇具现代感的“大唐职工”形象。故事的开头，李善德怀揣着借香积贷在长安买房的愿望，却没料到自己被上司和同僚们推为替罪羊，买房还贷的朴素愿望，被领导同事“穿小鞋”的情节似乎能唤醒职场“打工人”的共通体验；但好在困顿之余，妻子和女儿给予他不离不弃的家庭温暖，好友韩承、杜甫始终出谋划策、两肋插刀；转运荔枝的过程更是充满酸甜苦辣，同为官员的何履光、赵欣宁、鱼朝思等人仿佛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官场现形记”，真正愿意诚心帮助他的商人苏谅、农户阿僮、林邑奴等普通人展现出多样的人性光辉。作品其中的喜怒哀乐都让读者感同身受，从而得到认可与喜爱。

　　小说表露出的价值观同样值得注意——正义、坚持、守护自己珍惜的人和事。李善德最终能完成荔枝转运，离不开杜甫告诉他的那句话，“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李善德是不完美的，他曾在具体行动中辜负苏谅和阿僮，也曾用荔枝使的名头驱使地方不惜代价推进转运，但这个不完美的小吏之所以能得到认可和原谅，是因为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本心，即希望大唐能有百姓富足、吏治清廉之日。虽然他曾成为皇权的工具，但他始终为之而痛苦惭愧，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底线。这种充满着人文关怀的价值观，恰恰遵循着最大多数人认可的普世价值、人性逻辑。

　　从文字到光影的“中国故事”

　　在一众鸿篇巨制的历史题材小说中，《长安的荔枝》仅有七万余字的篇幅，对读者而言并没有沉重的阅读负担。但在有限的篇幅里，小说做到了情节紧凑、环环相扣，以荔枝转运作为主要线索，贯穿起李善德的个人命运和唐代社会的历史背景。马伯庸的笔法与纯文学作品相比似乎缺少先锋哲思的秉性，但对于影视改编而言，多样的人物形象、鲜活的对话、一波三折的情节、严谨的历史考据、强烈的画面感……众多品质使这部小说成为影视化的优良资源。除这些必要因素之外，其他点缀也使小说更加丰富：如有趣“有梗”的语言（岭南人挂在嘴边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岭南蟑螂给李善德带来的惊吓）、文化涉猎的广博（荔枝保鲜的古代农业技术、长安的里坊街巷、从长安到岭南沿路的地理人文）等，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山河万里的唐代风物，重塑了当代人对唐代的中国想象，在文字和未来的影视化中共同讲述着中国故事。马伯庸小说的影视化实践也反映出了当下文学创作中IP改编的趋向，这一趋向对于讲述、讲好故事有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在什么程度上改变着当下文学生产机制？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也构成了当下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思考方向。

　　故事结尾处，身在岭南的李善德听到了安史之乱的消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采下原作为贡品的上好丹荔，和女儿一起品尝。结局处的归于平静恰是意蕴深厚之处：时代的喧嚷更替之下，普通人能抓住的只是身边一串荔枝；又或者人人生而平等，甘美荔枝本就应当由劳作者享受。一骑红尘已过，滚滚红尘中只留下关于荔枝的传说。在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纪实与虚构的碰撞中，这些“见微知著”的微观史小说有着巨大的潜力。马伯庸后续的历史短篇小说及其影视改编还会创造怎样的可能？这仍然值得期待。

　　（作者梁子扬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