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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孝作忠:细读《元史·忠义列传》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23-12-09 09:48

  作者:黄西蒙

  儒家讲究“移孝作忠”,对父母的孝顺与对皇帝的忠诚,是一回事,反之亦然。《孝经》有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所以,古人说起那些违背道义之人时,会说他们“不孝不忠”,在传统道德里,忠孝完全一体化了。从政治上看,这种思想有助于皇帝加强对人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千百年的精神操练,让古人对忠孝问题变得十分敏感。“移孝作忠”观念在巩固君主统治的同时,实际上也成了古人在命运转折点上,进行抉择时的关键要素。

  在元明清时期,普通人能中进士的难度非常大,一旦考上进士,不仅意味着在事业上可以登堂入室,春风得意,也能光耀门楣,连祖宗、亲戚也跟着沾光。然而,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能够考中进士甚至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那都是皇帝的恩赐,是天子给予的巨大荣耀,由此会产生对皇帝和朝廷极大的忠诚感。在一些特殊时刻,这种忠诚感就会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力量。

  比如,清朝乾隆元年(1736年)的进士刘起振,虽然在进士榜单上排名倒数第二,却对皇帝无限感激。他是广东潮州人,生于顺治六年(1649年),从小就十分聪颖,酷爱读书,但直到快90岁的时候,才考上进士。

  乾隆对他格外看重,让他进入翰林院工作,后来在他103岁的时候,听说乾隆南巡浙江,竟然拖着老迈之躯,从广东到浙江迎驾。史书上说:“在籍翰林院侍讲刘起振年一百三岁,自粤东来浙迎驾,赐御制诗章并御书匾‘词垣耆瑞’”。乾隆非常感动,大笔一挥,还赋诗一首:“台背耸隆肩,来瞻跸路边。成名后梁颢,得寿拟彭篯。人瑞今犹古,经传后继前。越都无虑远,应是地行仙。”诗中的梁颢,是历经唐末、五代、北宋多代的读书人,直到82岁才中了状元,是历史上年纪最大的状元,而彭篯就是传说中活了800岁的上古圣贤彭祖,乾隆这是通过典故来褒奖刘起振,顺便也自夸一下自己的“丰功伟绩”,毕竟,一般只有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高寿的读书人和高龄进士。

  刘起振在迎驾乾隆不久后就去世了,几乎是拼了老命,也要当面叩谢乾隆的恩赐。像他这样对皇帝忠诚的进士,在历史上还有很多,甚至在山河破碎之际,以死殉国、不负皇恩者,也大有人在。比如明朝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进士孟章明,虽然在当年的进士榜上排名倒数第三(可以说,差点就落榜了),而且是明朝最后一届进士,国家灭亡在即,还没来得及被朝廷封官,却对明朝十分忠诚。次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自缢而亡,孟章明与妻子,和曾经在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的父亲孟兆祥,全部自杀殉国。

  明朝灭亡之时,殉国的进士还有很多。比如,与孟章明同年考上进士的万发祥,听闻崇祯死后,便决心殉国,先后服毒、绝食,却没死成,后来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李自成想让他做新政权的官,他坚决不从,就被残酷拷打,一度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后来清军入关,万发祥跟随南明朝廷,勇猛抗清,最后在战斗中连中数刀后,壮烈殉国。再如,在崇祯七年(1634年)考取状元的刘理顺,在墙壁上写下“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十六个字后,服下毒酒自尽。他的儿子、妻妾与仆人等将近20人,也全部自缢殉国。

  在元朝,出于“移孝作忠”的精神感召力,一些人在王朝覆灭之际,也会殉国以明志。他们未必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却自认为应该成为皇帝的忠仆,对君主的忠诚应当与对父母的孝顺一样。也正因此,在殉国之时,一些人都是携家带口地走上绝路,似乎以此才能证明自己的忠义。

  《元史·忠义列传》多达四卷,记录了不少殉元之人的故事。其中,既有蒙古人,也有汉人、色目人,甚至还有朝鲜人。

  比如,全普庵撒里,就不是蒙古人,而是来自高昌的色目人,他也对元朝皇帝十分忠诚。在与陈友谅作战不利时,他身边的人都准备投降,但他誓死不降,最后真的自刎而死了。

  再如,来自高丽的朴赛因不花,对元朝也十分忠诚。这个名字很特别,朴是朝鲜人的姓,赛因不花是蒙古人的名,这种姓名组合方式,在蒙元帝国不少见,如窝阔台时期的猛将杨杰只哥,跟随蒙哥出征的汉族将军郑也可拔都。朴赛因不花很受元朝皇帝宠爱,一度做到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在明军攻破元大都时,他负责守城,眼见着首都被占,很多达官贵人都逃跑或投降了,他却不愿意投降明朝。明军见他宁死不降,只好把他杀了。

  像朴赛因不花这样在元大都被明军攻破时殉国的人还有一些,比如郭庸和丁好礼。他们都为元大都而战斗到最后一刻,在徐达率领的明军的猛攻之下,最终还是被俘虏了。他们都被带到成化门(在今天北京朝阳门附近),徐达让郭庸向他跪拜,但郭庸誓死不从,还说“臣各为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丁好礼也慷慨陈词:“我以小吏,致位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惟一死耳!”两人最后都被明军杀死,在死前留下的豪言壮语,被《元史》记录下来,成为《忠义列传》的亮眼之笔。

  在史书上,迭里弥实与陈友定、柏帖木儿并称为“闽三忠”,他们本来是色目人,但对蒙古皇帝也十分忠诚。在元朝灭亡之际,也有豪言壮语:“吾不材,位三品,国恩厚矣,其何以报乎!报国恩者,有死而已。”明军也曾想招降迭里弥实,没想到他竟然身穿官服,向北拜了拜,用斧头把官印砍烂,又写下“大元臣子”四字,端坐在椅子上,手持佩刀,割喉而死。对一些帝王来说,朝代更迭无非成王败寇,但对身处其中的忠义臣子来说,就是世界观的崩塌。他们以壮烈之举而殉国,在现代观点来看,虽有愚忠的一面,但在古代历史典籍里,他们却是值得青史留名的忠勇之人。

  古代知识分子对于皇权思想的认同感,也与“移孝作忠”的思想有关,其中有不少人也会随着朝廷的覆灭而殉国。元朝虽然不太注重科举考试,但少数考取进士的读书人,还是在元朝灭亡之际走上了殉节之路。

  元朝人考进士,有左右榜之分,蒙古人、色目人在左榜,汉人在右榜,录取人数都很少,而且前者不如后者竞争激烈,毕竟蒙古人、色目人在学习儒家典籍上天然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难处,甚至很多人在当时都不愿意学习汉语。即便如此,还是有一批精通汉学与儒家思想的蒙古人、色目人,在科举考试上金榜题名。对元朝的汉族读书人来说,虽然科举考试时兴时废,想做官也不一定通过科举,但仍有很多人在科举路上潜心钻研。但这些优异的学子,相比明清时期的进士,影响力和知名度就差远了,以至于他们有哪些特别的事迹,也很少为人所知。

  张栋是元朝最后一届右榜状元,具体事迹不详,他高中状元的时候,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距离元朝灭亡只有两年时间了。张栋在史书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反倒是他的妻子王氏,在亡国之时决绝地说:“吾为状元妻,义不可辱。”然后,她便投井自杀殉国了。

  再往前看,元统元年(1333年)的进士里,也出了几位殉国的忠义之士。以后世的眼光看,这一届里最有名的人当属刘伯温,但在当时,他的名气并不大,考试排名也在偏后的位置。排名第一的人叫李齐,幸运地高中右榜状元,一时风光无限。但他很快就见到了元末乱世,在与张士诚的军队作战时,他被俘了,张士诚让他下跪,他不从,张士诚竟然将他膝盖击碎后残忍地杀害了。史书上说:“士诚呼齐使跪,齐叱曰:‘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士诚怒,扼之跪,齐立而诟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剐之。”

  与李齐同届的进士里,有个蒙古人叫丑闾。这个名字,在蒙古人里比较常见,类似拔都、脱脱、伯颜这种名字,有时还写作“丑驴”,很容易让人混淆。史书上关于丑闾的记载不多,但在仅有的史料里,他也留下了忠勇的举动。丑闾惨死之后,连他的妻子都随之而自缢殉节了。在王朝末年,这种事情其实很多,但由于史料匮乏与信息传播受限,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类人物和故事,即便在古代,过了朝代更迭的阶段,它们就只是故纸堆里的一些文字了。在这背后的对抗与幻灭,挣扎与痛苦,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化作尘埃。如果不是刻意挖掘它们,恐怕很多故事就永远地沉睡了。

  在这些殉节者里,有人是感念皇恩,只是愚忠,有人是顾全大局,杀身成仁,还有人将百姓的生死安危放在心中,并非为了一个皇帝或王朝而殉葬,而是真正顾及人民的利益。这种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值得肯定的,值得后世追念的。曾做过元朝礼部尚书的李黼,在与起义军作战时非常英勇,城破之时,还在坚持巷战,到最后一刻,他对敌军高喊:“杀我!毋杀百姓!”敌军见状,便一枪将他刺于马下,临死之时,他还骂声不绝,并无惧色。史书上说:“郡民闻黼死,哭声震天,相率具棺,葬于东门外。”即便在乱世之中,败亡之际,他还是守住了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世在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品行高低时,并不会完全从成王败寇的角度看,还是能够结合其言行事迹来评判的。

  常言道,“公道自在人心”。殉节者令人感念的,绝非他们效忠的掌权者,而是坚守道义之下的一抹亮色。越是在变局之下,这份坚守越显得难得,即使是站在利益对立面的历史记录者,也不会不承认他们的忠义之举。(黄西蒙)

[ 责编:崔益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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