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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兽电影的“代码垃圾山”是如何炼成的
——评日本电影《哥斯拉-1.0》
作者: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刘 健
作为庆祝哥斯拉这一“银幕怪兽”诞生70周年的纪念作品,同时也是日本东宝电影公司第30部哥斯拉电影,《哥斯拉-1.0》于2023年11月3日在日本上映。电影上映首周,票房就超过了10亿美元。随后,该片在北美上映,好评率高达98%,远超同年上映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票房达到3000万美元,并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特效奖的提名。无论口碑还是票房,《哥斯拉-1.0》都称得上是大赢家。
然而,在这些光环之下,深藏在《哥斯拉-1.0》“怪兽皮套”之下的是赤裸裸的“反战败”主题。《哥斯拉-1.0》的导演是山崎贵,此前,他最为世人熟知的电影就是堪称“反战败”经典之作的《永远的零》。山崎贵成功凿穿了电影之间的次元壁,让两部电影的故事线产生了交集。
《永远的零》男主角宫部久藏是二战时期日本海军航空兵舰载机飞行员。虽然拥有出神入化的飞行技术,他却把技术用在避战上,每次出任务都能全身而退,被同僚称为“帝国海军第一懦夫”。在他的影响下,身边的人逐渐放弃“忠君爱国、杀身成仁”的执念,努力在残酷的战争中奋力求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宫部久藏的思想也悄然变化,驾驶飞机“成功”击毁美军航母。战后,他的战友大石贤一郎几经波折终于在被夷为废墟的东京找到了宫部久藏的妻子松乃及女儿清子,并与母女二人组成新的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哥斯拉-1.0》中,主角敷岛浩二的故事线几乎就是大石贤一郎的“平替”。二战结束前夕,执行特攻作战任务的敷岛浩一,以“机械故障”为由逃离战场,驾机降落在大户岛上。当晚,一头被当地岛民称为“吴尔罗”(日语读作:ゴジラ或Gojira)的怪兽袭击了岛上的日军驻地。敷岛浩一因恐惧无法向怪兽开炮射击,导致同伴几乎被怪兽屠戮殆尽。战后,敷岛浩一带着无尽懊恼回到东京,却发现父母在“东京大轰炸”中尸骨无存。精神世界彻底坍塌的敷岛浩一,如行尸走肉般游走在被彻底毁坏的废墟中,直到无意间遇到战争幸存者大石典子和典子救下的女婴。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相依为命。由于始终无法摆脱抛弃同伴的负罪感,敷岛浩一无法接纳典子和养女成为家人。直到有一天,受到核辐射而巨型化的怪兽哥斯拉袭击东京,典子在袭击中失踪。再次经历亲情离散打击的敷岛浩一决定不再逃避,驾驶战机冲进哥斯拉口中。在飞机爆炸前的最后一刻,他拉动弹射座椅,跳伞逃生。当他回到东京,得知典子并未在袭击中丧生,只是受了重伤。男女主人公相拥而泣……
通过对《永远的零》和《哥斯拉-1.0》的情节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为山崎贵执导的作品,两部电影有着显著的互文性。《哥斯拉-1.0》的男主角敷岛浩一在情节走向上与《永远的零》的男二号大石贤一郎趋同,但人物弧光却又与《永远的零》的男主角宫部久藏类似,这很难不让人将两部电影联系在一起。令人遗憾的是,《哥斯拉-1.0》虽然披着怪兽科幻电影的“皮套”,但本质上与《永远的零》一样,都是近年来在日本甚嚣尘上的“反战败”主题的同素异构体。
日本是近代较早引入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形式的东亚国家,又因其近代化过程与对外侵略扩张相伴而生,战争成为日本电影最重要的类型元素和创作主题。自1909年日本第一部战争电影《大和樱》问世,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除少数受左翼思潮影响而带有反思倾向的电影外,绝大多数日本战争电影都旨在美化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向青年一代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尤其是二战期间,日本拍摄了大量所谓“国策电影”,旨在呼应“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突出颂扬精忠报国的军人精神,煽动全社会的军国主义情绪。更有甚者,以东宝电影公司为代表的日本大电影公司,在战争期间还拍摄了大量军事教学片,直接服务于日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
二战结束后,以《等到重逢》《原子弹下的孤儿》为代表的一系列控诉战争伤害、反思战争罪恶、揭示人性挣扎、暴露战争荒谬的“反战电影”,昙花一现。具有左翼倾向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在日本电影界逐渐沦为边缘角色,日本战争电影的主题也逐渐从“反战”转向“反战败”。
事实上,纵观战后的日本战争电影,除一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歪曲历史事实的影片外,相当数量的电影看似没有否认战争发动者和战败国的基本事实,并将镜头聚焦于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对国民带来的巨大伤害,似乎表达了当代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平的向往,传递出“永不再战”的意愿。事实上,这类电影回避了对自身侵略罪行的深刻反省,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演绎成抽象的战争与和平的对立,单方面强调自身遭受的战争伤害。如此一来,“帝国”的战败投降、侵略者邪不胜正的穷途末路,被诠释为“自我牺牲”的“大义凛然”;民众的战争创伤、侵略者的自食恶果,被诠释为抽象的“受害体验”。于是侵略者反成为“拯救者”,加害者反成为“受害者”。相比于直接简单粗暴地为军国主义洗白,这种“反战败”主题显然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
《哥斯拉-1.0》里,直接将带有明显军国主义或右翼思想象征意味的符码,堂而皇之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男主角敷岛浩一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旧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首支特攻作战部队“敷岛队”;在海上对哥斯拉进行炮击拦截的重型巡洋舰,偏偏以日本曾经的殖民地“高雄”命名;在哥斯拉袭击东京的过程中,出现了多辆坦克齐射攻击哥斯拉的场景,这些坦克造型明显参照了日军二战中使用的型号,但日本战败后已全面解除武装,不可能在街头出现坦克抵御怪兽的袭击的场景;男主角在驾驶飞机准备对哥斯拉进行特攻作战的时候,将妻女的照片插在飞机的仪表板上,这是众多日本战争电影中反映飞行员“为保护亲人不惜战死”的标准桥段。凡此种种,可看出电影制作“夹带私货”的“大胆”程度着实令人瞠目。
为什么这样一部明显被塞入了众多“反战败”私货的电影,却在作为二战战胜国的美国大获好评呢?从浅表角度来看,哥斯拉与“金刚”(King Kong)一样同属怪兽IP,在美国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事实上,1954年历史上第一部《哥斯拉》电影在日本上映后就被美国引进,成为二战后首部登陆北美院线的日本商业电影。此后,哥斯拉的影响力便越过太平洋,在北美扎下了根。甚至在日系哥斯拉系列之外,还衍生出美版哥斯拉系列,最终催生出基于哥斯拉的好莱坞“怪兽电影宇宙”。
从深层次来看,《哥斯拉-1.0》之所以能够赢得美国观众的青睐,是因为其传承自《永远的零》的主题呈现方式,也就是用新自由主义的骨架撑起“反战败”的伞盖。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种经济和政治理论,其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新自由主义核心观念的支持者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其理论基础在于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新解读,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率、个体自由以及有限政府的理念。其中,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了“自由公民”的概念,强调个体应该有权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不受不必要的外部干预,这才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的关键。基于此,他主张在法治原则下,公民应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包括成功或失败的后果,并以此为理由反对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危机,哈耶克的经济社会思想成为西方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随后的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是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让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地位有所动摇,但时至今日,其依然是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石。
《永远的零》中的宫部久藏,在形象塑造上摆脱了传统日本军人以“忠君爱国”为道德准则、以“服从性”为行为方式的刻板印象,而是一个典型的拥有自由意志的“自由公民”。无论是最初想回到妻女身边而选择逃避作战,还是最后为了保护妻女而选择向美军航母发起“神风特攻”,都是出于“自由意志”。而在《哥斯拉-1.0》中,代表政府管制权威的符号形象被刻意抹去,消灭哥斯拉的重任被一群出身旧日本海军的“市民”承担起来。当他们在对哥斯拉的作战中落于下风,民众则自发组织起来,施以援手。这些情节桥段无不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一个构建于光影中的“影像乌托邦”。
然而,搭建这个影像乌托邦的最终目标无疑是要让“反战败”获得新的合法性。日裔旅美学者松田武曾在其论著中指出,战后美国通过不间断地对日本进行软实力投送,让日本在思想文化及观念领域对美国形成依赖。但是,文化的影响始终是双向的。正如上海师范大学陶赋雯老师在谈论新世纪以来的日本战争电影时所指出的:“面对经济消长与右翼势力回潮,日本社会发展陷入低迷阶段,政府亟需通过大众媒介创造新的话语舆论,恢复丧失已久的民族文化自尊心,重塑日本的国家认同,消解处于国家转型期民众的心灵困境、集体焦虑和民族危机意识。”通过新自由主义精神内核与“反战败”主题的文化杂交,日本电影人成功地模糊了“反战”与“反战败”之间的界限,让“反战败”堂而皇之地带上了“普世价值”的光环。当然,《哥斯拉-1.0》作为一部商业电影,终究不像《永远的零》那样表现得过于赤裸裸,让男主角最终与妻女团聚,实现“Happy End”。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我们分析《哥斯拉-1.0》在北美市场获得高口碑时,不能忽视与同类型影片的对比。那就是与那些好莱坞投资动辄数亿美元的超级英雄漫改电影相比,制作成本不足1500万美元的《哥斯拉-1.0》,无论口碑还是票房,可谓赚得盆满钵满。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迅猛发展,文化产品的传播速度和渗透性,早已超出想象。在国内,也早已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哥斯拉爱好者群体,甚至出现了圈地自萌的“粉圈”倾向。在面对《哥斯拉-1.0》的时候,为数不少的哥斯拉粉丝不愿意承认其“反战败”倾向,甚至当有人指出片中存在的问题时,要么强行挽尊,要么群起而攻之,不问是非,只看立场。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在软件行业有一个名词叫“代码垃圾山”(Code Smell),专指软件源代码中的一些无效代码组成的特定结构。这些结构通常不会直接阻止程序的运行,但可能会增加修改、理解和维护代码的难度。电影《哥斯拉》系列自1954年诞生,已经过去将近70年,发展成一个庞大而复杂、影响力遍及全球的亚文化系统,其中难免会蕴含一些“代码垃圾山”。在现行规则下,很难进行规制和修正。唯一能做的,就是客观地指出这些“代码垃圾山”的存在,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提出警告。
如果着眼于未来,尤其着眼于构建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的全局考虑,就需要建立起基于公平正义和人类基本良知的文化产品共同标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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