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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西蒙
魏晋之时,不少文人拒绝帝王的征召,隐居山林,与诗酒为伴,刘伶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嵇康、阮籍等人的光环之下,同为“竹林七贤”的刘伶,却显得黯淡许多。然而,刘伶是古代文人中最放浪不羁者之一,其复杂的文人心理,与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密不可分。
据《晋书》记载,刘伶相貌不佳,却毫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世人都认为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随便交朋友。他却跟嵇康、阮籍等人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到竹林里饮酒作乐。
据史料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立国之初,就听说刘伶颇有才情,便请他入朝为官。但是,刘伶经过三国战乱,目睹无数生灵涂炭之景,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征战,便直接拒绝了司马炎。但是,司马炎还是想听听他的高见,便问他治理国家的计策。刘伶对此不屑一顾,只说出一番“无为而治”的道理,不想让司马炎再生干戈了。司马炎怀有灭吴之志,无法接受刘伶的想法,两人的谈话就此不欢而散。
不过,刘伶还是被迫当了一个参军,是个不大不小的职位。当时朝廷对这些名士,表现出了一副重视人才的模样,不论其个性如何,只要有点名气,大多都能混个一官半职。刘伶在参军的位子上,总是出工不出力,很多同僚都升迁了,他却如闲云野鹤一般,根本不在乎考核是否优秀,能不能得到提拔。刘伶这番态度,让上级官员很不满,最后,他被贴上了一个“毫无作为”的标签,赶出了官场。
这番遭遇,反而让刘伶颇为得意。回到民间后,他继续过着醉酒、吟诗的日子。他有次喝醉了酒,脱掉身上的衣裤,躺在竹林里。有人实在看不惯,对他各种冷嘲热讽,他却毫不在意,还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件事后来被记录在《世说新语》里,成为不少人眼中“魏晋风流”的经典故事,刘伶的历史形象也与“醉酒”“狂放”等概念绑在了一起。
世人多认为刘伶是狂生,却少有人能走入他的内心世界。从时间上分析,刘伶大约活了80多岁,从三国初期到西晋中后期,见证了太多的刀光剑影与生离死别。脆弱敏感的人,是无法在这样的时代里存活下去的,但刘伶并没有像很多老辣的政客一样,对生命变得麻木不仁,而是选择另一条布满荆棘的泥泞小路——用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对抗那些阴恶、残忍的强权势力。
司马家夺取天下的过程,充满了隐忍与阴谋,也让很多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感到巨大的失落感和强烈的恐惧感。西晋成立后,读书人或选择投靠、依附司马炎,或选择归隐山林,被朝廷反复以征召的名义骚扰、控制,几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刘伶对此看得很透彻,他看似离经叛道、狂放不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名节的珍重。当掌握话语权的人,已经背叛了儒家伦理,那么真正的儒家信徒,就不应该与他们沆瀣一气。刘伶要保留读书人的初心,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与其他几位朋友共享竹林之游,既是无奈之举,也是面对现实后的必然选择。
刘伶的做法越是荒诞可笑,就越能衬托司马氏的昏恶。当时很多读书人都以“竹林七贤”为榜样,效仿刘伶者也不在少数,并非他们真的不懂“礼法”,而是在特殊时代,只能“礼失求诸野”。当文明与野蛮的定义权被褫夺之后,不参与这些无聊的争夺,也是一种保持自我的方式。
对于其中的心理,司马炎自然看得清楚。但他还不能在面子上发作,还得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果然,在刘伶被罢官后,朝廷又一次派人来请他出山做官。这一次,刘伶彻底“放飞自我”了,当着朝廷官员的面,把自己灌醉,又光着身子逃跑了。官员见他这副模样,就认定他已经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了,终于“放过”了他。刘伶用这种巧妙的方式,躲过了朝廷的征召,后来一直隐居在家,安享天年,终老于此。
相比嵇康等人,刘伶的放浪形骸更加彻底,甚至连文章都不怎么写了,生怕产生什么影响力,让朝廷发现他的才华。也正因此,刘伶得以善终,只可惜他留下的作品很少,只有《酒德颂》等少数骈文传世。
在刘伶心中,放浪形骸绝非贬义。中西方的两位哲学家——庄子与第欧根尼,似乎与他的灵魂融为一体。庄子的生命与天地合一,随遇而安,自在而逍遥。第欧根尼躺在一个木桶里,还嫌弃亚历山大遮住了阳光,更不在乎被人成为“犬儒”。刘伶也是如此,他并不是真的不作为,而是不愿意混入多数读书人热衷的仕途,在无意义的内卷里消耗生命。刘伶厌恶司马氏,又知道自己无力改变现状,就干脆躲了起来。听从内心的声音,醉心于美酒与竹林,自由自在地过一生,难道不好吗?
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在一个相对清明的时代,刘伶就算不会汲汲于朝堂上的功名,也能施展平生所学,在地方上为百姓做点事吧?然而,历史没有留下这种可能性的只言片语。或许,在刘伶的灵魂深处,“修齐治平”的崇高梦想早就化为泡影了,只有放浪形骸才能映照他的精神本色。这是文人的幸运还是不幸?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外界的揣测与评价,在他心里留不下半点痕迹。(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