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双一

　　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呈现出个性和共性、“小传统”和“大传统”的辩证关联。“一体”指以儒家文化为基底，并融入新时代特色的中华民族全体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体系，亦即“大传统”。“多元”则指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其各自的历史、地理、民俗风情（即“小传统”），来表现共同的“大传统”。具体表现形式或有不同，甚至异彩纷呈，但其基本、内在、核心的理念却是一致的。

　　在这“一体多元”中，台湾是比较特殊的一元。台湾文化以其特殊经验，对中华文化整体做出了宝贵的回馈和丰富。例如，台湾是中国最早遭遇西方殖民入侵的地区，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英雄郑成功、刘铭传等的事迹和精神，就被大量写入台湾的古典诗歌中。1895年起，台湾遭受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也成为各类创作的重要题材。这些都丰富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经验。

　　台湾光复特别是1949年后，全国各省人员来到台湾，将他们各自作为“一体多元”之一元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小传统”带到台湾，并在文学作品中加以体现。像朱西宁之于齐鲁文化，司马中原之于两淮文化，於梨华、琦君之于江浙吴越文化，罗兰之于燕赵文化，席慕蓉之于蒙古族文化，田原、梅济民之于东北文化，聂华苓之于荆楚文化，谢冰莹之于湘楚文化，苏雪林之于徽州文化，陈义芝之于巴蜀文化，白先勇之于桂北、南京、上海文化……虽然他们所写未必全是台湾在地生活，但所描写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乃基于中华民族共同的伦理道德、核心价值观念，为广大台湾读者所熟悉和认可，也就能为其所接受和喜爱。这样，台湾文学就成为包含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板块，在整个中文文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从而形成对于中国文学整体的一种独特、有益的丰富。

　　像台湾女作家杨明，她的父亲杨念慈是外省赴台作家，创作时就会将其山东家乡的地域文化融入其作品中，呈现给对山东缺乏了解的台湾读者。杨明自己则是第一位在大陆著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台青”，她在四川大学的博论即以外省赴台作家的创作为题，她自己也是一位多产作家，虽然从小并不在原乡长大，但在父母耳濡目染之下，她的作品也会带有其原乡山东的文化风采。就像张大春固然很“现代”“后现代”，但其《聆听父亲》《欢喜贼》等作品还是充满了家乡山东的地域文化因素。

　　当然，不仅是文学，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将全国各地的特色文化汇聚到台湾的现象，同样十分明显和多见。台湾的饮食就是汇聚了全中国各地域饮食文化特色的典型例子。朱振藩有“食圣”“食神”“第一美食家”等美誉，而他对于台湾饮食的这一特点，深有体会，曾指出：台湾居民八成原籍闽粤，饮食习惯原本与福建、广东相近。1949年之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各自家乡的正宗美食味道，各地饮食在台湾发展、融合、创新，形成了声名远播的台湾美食，其中有着中华“基因密码”。他还认为：1949年以来台湾的菜系，可以分为“官菜”“军菜”“商菜”三类。“官菜”指江浙菜系，由于蒋氏父子是浙江宁波人，因此被称为“官菜”。当时国民党军队中，以湖南、四川人居多，因此香辣特色强烈的川菜和湘菜，被称为“军菜”。“商菜”则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许多台湾人一夕暴富——当时有“台湾钱淹脚目”的说法——在饮食方面也就有了高消费需求，高档昂贵的港式餐厅大量涌现，港式海鲜也被称为“商菜”。尽管菜系很多，但台湾的中餐厅很少有自始至终坚持某个单一菜系的，通常都兼容并蓄、包罗万象。各种菜系和风味在台湾交流、继承、融合，使来自不同省区的大陆游客都会从“台湾菜”中吃到似曾相识的味道。

　　再将目光往前，林海音在50年代就有短篇小说《蟹壳黄》，写一个卖江浙沪皖一带特色小吃“蟹壳黄”的早餐店，老板为客家人，找了个闽南女孩当帮手，而后女孩成为女主人。店里的伙计先是来自北京的旗人后代，迈着戏步般的步伐，有时却连菜都端错了。接着又有精明的上海小笼包师傅，粗壮有力做大馒头的山东师傅先后到来和离去。一个小小的早餐店就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各种餐食。客家老板和闽南女孩结婚时，这些不同省籍的师傅又都回来贺喜，无形中成为台湾多样地域文化汇聚的写照。

　　有时连用餐方式都多元有趣。刘台平《眷村》一书中，眷村里住着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北方的河南人喜欢吃面，一到时候端着一碗面条出来街上，喊着“吃面罗”“吃面罗”，呼噜呼噜一口气吃光了。湖南人则围坐在家里小桌上，吃了一样又一样的菜，父亲还是不走，要等到端上一碗米饭，父亲吃了，把碗放下，才会说“饱了”。当然，更多有趣的台湾饮食文化，要由朱振藩、焦桐等众多的台湾“饮食文学”作家，来给我们做精彩描述了。

　　金门文风鼎盛，有着非常优秀的作家和创作成果。最近我们邀请了黄克全、杨树清两位金门作家前来厦大演讲交流。更重要的是，金门可说是闽台文学交流的得天独厚的桥梁，这在历史上就是如此。金门比厦门开发得更早，很早就号称“紫阳过化之区”（朱熹有号“紫阳”），当厦门还是一个小渔村时，金门就出了几十位进士，甚至“开台进士”——即有史以来台湾的第一位进士——郑用锡，原籍也是金门。福建的文人、作家、作品以金门作为中继站而后到了台湾，历史上屡见不鲜。今日金门的作家们很努力，很优秀，我们可以先推进厦金的文学交流，然后扩大到闽台乃至整个两岸的文学交流。

　　笔者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已经将近40年了，深感台湾文学丰富多彩，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它既是中华文化、祖国大陆文学播迁的结果，又因台湾特殊的历史际遇、特殊的风土人情，以及台湾作家的勤勉和丰富饱满的创造力，而有许多新的创造。这些作品，这些经验，都反过来对于中华文化、中国文学整体，构成一种宝贵的回馈和丰富，值得我们多加阅读、研究和传播，实现文学的两岸融合与发展。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本文系作者在第十一届厦门海峡两岸文学笔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