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 伟 白昕桐

　　近日，电视剧《庆余年2》在高热度的收视份额与话题讨论中收官。作为热门网络文学IP改编之作，该剧延续了第一季的故事脉络与精神气质，继续打造“古装+科幻”的类型标识，在系列品牌化之路上又迈出了一步。深入探究其在创作中着力把握的几种内在关系，或许可以为相关剧集创作提供启示和借鉴。

　　首先是虚构与现实的关系。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题材，指向的其实是作品的精神内核。《庆余年》系列作为架空历史的古装剧，最值得称道的是用一个高度虚拟而又圆润自洽的故事世界，隐喻和照亮了现实中的社会与人性。其通过凝练超越时空壁垒的普遍价值，与现实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对应和互文。以其中的代际关系为例，《庆余年》以范闲的介入视点，对中国式父子关系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等作出富有思考的镜像呈现，一方面塑造了以“成长”与“别离”为缠绕的传统代际赓续，含有克制而舒缓的亲情韵味，另一方面揭示出“父辈的注视”是一种赋予青年以成长自证、砥砺前行的深层动力。同时，该剧将大众喜闻乐见的穿越、科幻元素糅进故事的逻辑，发散出深刻而又诗性的思维弧光，如借机器人五竹之口说出“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历史进程不该被影响”，既表现出作品艺术想象与事物规律的辩证关系，也平衡了故事发展的情理逻辑，为观众提供了对现代技术与文明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颇具兴味。

　　其次是历史与个体的关系。若仅仅是浅显地演绎一个“异时空”的虚拟故事，则越来越难以满足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创作者需要将历史文化的根基与超自然的表征蕴含于叙述铺陈之中，并通过影像形式转化为当代性表述。此间，既需要把握好历史规律与个体精神的关系，也要在展现复杂历史面向的基础上，挖掘历史景深中闪耀的个体光辉，平衡历史演进的底层逻辑与生命个体的独特价值。《庆余年2》的要义之一，在于透过权谋之争揭露封建集权的本质，因而以“众星捧月”式的文本结构，建构起以范闲为核心及其亲友、部属为纽带的理想主义共同体，塑造了跟随范闲不遗余力进行抗争与求索的一众人物。在春闱舞弊案与官场贪腐案中，坚守初心的鉴察院主簿邓子越、清廉正直的御史赖名成、怀揣大同理想的考生杨万里等，均以个体对抗强权的笃定与壮烈，彰显出昂扬的理想主义色彩。当然，倘若古代环境中的人生理想与社会认知都根源于现代记忆，而缺乏历史语境下的原生性，则会对作品的思想和美学层级造成某种影响。范闲以现代理念对封建朝廷整纲肃纪，身上所承载的理想主义，也可看作是同样具有穿越者身份的生母叶轻眉的精神续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往往才能更加真切浑融地为历史书写提供充沛的人性温度、传递跨越古今的人格能量。

　　最后是类型与独创的关系。在网络文学与影视生产的关联日益加深的当下，剧集创作也正在从“类型融合”不断迈向着“新类型建构”。《庆余年》系列融合历史情境与未来科技的双重特色，努力突破单一类型中的叙事局限与思维局限，由“超越幻想”跨向“直抵理想”。在《庆余年2》中，一方面，赋予主要人物“意识穿越”的能力，为古代历史周期率的规约提供前瞻性、寓言式的现代话语，以某种俯瞰视角彰显出批判封建制度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剧中类型元素的杂糅也有助于打破观众对某一题材的刻板观感和固有认知，当“古装”与“科幻”相遇，本身就埋设下极强的戏剧张力，加之以充满拼贴特质的叙事风格，形成了一些现代语汇与古装场景相交融的“违和”表达，如王启年给女儿取名“霸霸”的桥段，即通过倒置人物关系的幽默“谐音梗”，把人物弧光从鉴察院一众身份的神秘感、严肃感中解放出来，透出充满市井气息的谐趣。凡此种种，都让该剧在吸取类型优势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标识定位与出圈效果。

　　（作者闫伟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任，白昕桐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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