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明玥

　　三年级小男孩朱同在公交车上被挤掉了早饭，只留下一袋豆浆。而他成为远道而来的插班生，是因为妈妈渴望儿子能升上好中学。影片以散文化的方式，讲述了朱同奇妙的一天，从早到晚，他都没有等来可以向姥姥炫耀的“好消息”：早饭挤没了，上学迟到了，被老师罚站了，课本找不到了……

　　在王子川编剧和导演的新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中，小主人公一直活在“争取正反馈”的积极态度里，他许多弄巧成拙的遭遇，都来自主动去做“好事”的过程中：

　　操场的话筒老是吱吱作响，他便想着把接触不良的话筒修好，没想到直接拆坏了；

　　下雨天，他发现橱窗里校长的彩色照片掉色了，便用水笔给校长“上唇膏，添气色”，把校长和老师们都化成“大红唇小丑”；

　　他为了减轻清洁工的负担，悄悄帮她焚烧落叶，结果差点把教学楼的窗户烧着……

　　这一天，朱同似乎在被各种倒霉事儿追着跑，扮演朱同的小演员岳昊，诚实地演出了孩子成长时的那股脆弱、尴尬，仿佛一只蝉蜕还留在身上、新翅膀还没有长硬，以及不知往哪个方向努力的茫然。

　　当然，面对命运的各种挑衅，孩子有他独特的“杀回马枪”的手法，那就是召唤他的超能力，来帮自己应对不想面对的糟糕现实。

　　他可以召唤出鸬鹚怪人，叼走书包里没敢让家长签字的数学考卷，再扔进垃圾桶。他脑子里刚出现“快来个外星人带走数学老师吧”的念头，电闪雷鸣间，走廊上的外星人已经跟数学老师大战五个回合，没想到，外星人落败，又一张数学卷子塞到了朱同手里。怎么对付这看上去就眼晕的卷子？朱同焦虑得有了尿意，于是，电影很自然地引出了厕所里的“便便怪”。这种想象中的怪物，并不像《哈利·波特》里的桃金娘一样喜欢唱歌和哭泣，而是酷爱咀嚼试卷。几乎不假思索，朱同马上将试卷送给了“便便怪”。

　　插班生的漫长一天，充满着大人看不到的种种危机，故事在真实与幻梦之间无缝隙地横跳，让我想起《白日梦想家》中，本·斯蒂勒饰演的杂志社相片管理员沃尔特。生性胆怯的他，数十年过着平庸生活。而在屡次出现的白日梦里，他胆略过人，呼风唤雨，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冒险英雄。可能，朱同就是沃尔特的儿童版吧，你不得不承认，依靠白日梦把自己从现实困境中“择”出去，是所有边缘小人物保持钝感、不被各种打击搞崩溃的有效办法。

　　摄制组做了大量的道具玩偶，等比例在电影中展示，而不是靠单纯的电脑特效，这种努力，让朱同的无尽幻想不像是发生在电脑游戏里，而像是发生在真实的校园里，靠着对细节与氛围的严格把控，导演拆除了现实与幻想的边界，愣是把“拖后腿插班生平凡喜感的一天”，拍成了“郑渊洁小说的影像故事”，在喜剧的表象背后，暗含着儿童成长的艰难与困顿——自始至终，都没有老师蹲下来问问朱同：“你为什么愁眉苦脸？”“你难过的地方，可以告诉老师吗？”老师应对朱同这种调皮孩童的三大招，似乎还停留在“写检查、请家长、去罚站”上。

　　这一天，似乎只发生了一件好事：朱同被体育老师轻拍一掌，称赞“广播操跳得真特别，可以来参加训练了”。被肯定的喜悦如一道阳光，冲破了连绵阴雨。朱同立刻把从贺娜那里学来的写作文技巧，活学活用在写检讨上，把厚厚一沓检讨塞进办公室的门缝里，快乐地奔向操场，开始广播操排练。他开始融入了集体中。在影片的后三分之一，贺娜教会朱同在手心里缓慢地写一个“好”，让他学习在这些发着金光的“好”字的指引下，逐渐与规则和解，逐渐收起反叛情绪——此时，“怪兽”们逐渐隐形了。这个安排暗示：朱同的“幻想”能力正在慢慢消失。

　　如果，教育的存在，让有天赋的孩子迅速泯然众人，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有人说，带孩子去看这部电影，孩子反映“有点看不懂”。其实，影片是拍给那些“忘了自己也有过小孩心思”的成年人看的，拍给那些被生活没收了“超能力”、觉得生活再没有什么好事发生的成年人看的，它是一架重返童年的时光机。所有的画面场景、道具细节，瞬间唤醒我们的儿时记忆。那些摇一摇吃起来嘎嘣脆的干脆面，校门外放学后聚集的卖煎饼卖零食的小摊贩，被签字笔画上了各种图案的校服，第二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都在泛着回忆光彩的暖色调中，化为时光机两侧的风景。王子川导演拍摄这些细节，是向一代人的童年致敬。他解释过为何没有在电影中编织一条高潮迭出的故事主线，为何没有让朱同的家长出现，没在亲情部分煽情，因为，“大部分人的童年没有大事发生，但孩子心中的浪头，要让大家看到”，“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核心事件，比朱同这一天更重要”。

　　如果你恰好是父母，带着自己的小孩去看这部电影，大概率会读懂你家那个“总是神叨叨”的小孩，知道他埋藏在欢闹背后的隐秘心思，也会在与孩子做一次“同学”的珍贵体验里，重新找到“懂得孩子”的入口。

　　（作者为散文家、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