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祝弟

　　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是否还能如“林中的响箭”，展现这个时代“运动着的美学”，呈现文艺现场、思想现实和精神状况？

　　一

　　今年是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钱谷融先生诞辰105周年。两位先生生前被尊称为“北王南钱”，王瑶先生以文学史家名世，《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两本名著展现了一种学贯古今的大历史、大视野的文学史写作传统；钱谷融先生以文艺批评家蜚声文坛，《论“文学是人学”》虽是“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的产物，但在关键时刻擎起人性论“大旗”，不仅针砭时弊，也建构起了“人学”批评范式，《〈雷雨〉人物谈》则延续了一种性灵或者趣味批评的传统。

　　在《风雨读师》中陈平原教授披露，王瑶先生晚年全力以赴投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编撰工作，私下里“最想探讨的是，为何百年来中国的文学研究格局越做越小，水平越来越低，以致让人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今日学界迷恋于专精之学，王瑶先生所“感叹”的境况非但无好转迹象，恐怕还将延续下去。倒是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先生，对自己早年倾心投入的文艺批评有深切的体悟：“批评家自然需要成熟的文学教养和理论经验等，但更重要的是实践过程中怎样得到丰富的认识能力。”由此可见，他提倡的不是一种书斋式或者沙龙式的批评，而是一种将个体的批评实践与对广阔现实的关切连带起来的批评样式。这是一种介入式的在场批评，是批评家在个体与时代回环往复的应答中，寻找“自己在现实及历史中的位置和使命”。

　　钱谷融先生则代表了另一种批评路向。虽然《论“文学是人学”》起初是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但他的文学批评更多是出于本心和“欢喜”。他撰写《〈雷雨〉人物谈》前后持续了20多年，是与《雷雨》中的人物蘩漪、周冲等心与心的交相呼应，是灵魂碰撞后的颤音，是“情志所寄，心灵所托”中的“欢喜”。今天重读《〈雷雨〉人物谈》，这种直面批评对象、立足于审美价值的“为人”的批评，不仅代表了《雷雨》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批评品格亦非常可贵。

　　然而，对于“北王南钱”这一现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路标及其映照下的光影，时下的学界似乎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远离。王瑶先生代表的打通古今的文学史书写传统，这种鸟瞰式的、长河式的、总体性的建构，关联着历史和时代，彰显了史家风范和现实关怀。在这一路标的激励下，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著作。不过，今天的年轻一代学者，似乎不再像前辈们那样热衷于文学史的写作，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写作连同背后的知识生产方式终究不过是一个“文学史的神话”。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不仅编撰者所执着的“坚硬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描述”可能只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事实，而且编撰者追求的那种整体性、贯通式的阐释意图也可能是一种叙述的“暴力”，以深刻的洞见遮蔽了太多的盲区。以致最近有学者撰文呼吁解散阐释体系，放下对整体性阐释体系的执念。钱谷融先生所代表的趣味批评传统，如今已成远去的风景。他那种“与其眼往属万形，不如万形来入眼”的批评风范，今日几乎成为绝响。文学批评的制度化和职业化，一方面使得批评活动空前踊跃，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虚情假意的批评。当批评沦为规范的自动化写作和炫技的表演时，有几人能像钱谷融先生那样按捺不住对批评对象发自内心的爱，奋笔为他们辩护？又有几人能如王瑶先生所提倡的，要“留意此时此地的时势”，把自己的生命实感与对时代的关切紧密结合在一起呢？

　　二

　　“北王南钱”代表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两种极致状态，也许只能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慕，因为今天的文艺批评正面临着新的社会现实——数字时代的到来。正如90年前，世界进入机械时代，施蛰存先生认为现代文明塑造了都市新感觉，他评价《现代》中的诗，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时代的钟摆从机械时代转向数字时代，今天的生活样态已经从机械时代的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转换成数字时代的元宇宙、虚拟体验、人形机器人、短视频、三体世界……正如20世纪的复杂现实孕育了20世纪的现代小说，21世纪的数字化生存也催生了新的文艺样态，如网络文学、短视频、网络游戏等。这些新的文艺样态塑造着新的诗形和感兴，蕴含了新的情感结构，锻造了新的时代精神。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坎普艺术中发现了现代生活的奥秘，詹姆斯·伍德在当代小说中发现了“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王德威在贾平凹、毕飞宇、格非等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幽暗之光”，谁若能发现并揭示隐藏在数字时代文艺作品中的秘密，谁就能击中时代的靶心。完成这样的批评任务无疑是艰难的，毕竟不仅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也发生了巨变。数字技术模糊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图像技术强化了复制品的逼真性，“为你读书”等应用场景加剧了经验的二手化、碎片化……有人把人工制品的世界错当成真实世界，对镜像世界的喜爱超过了对真实世界的热爱。例如，更愿意在微信朋友圈里流连忘返，却不愿向现实世界投去一瞥。更为致命的是，某些程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都市生活，以及以创新之名招摇过市的伪创新，钝化了批评家的艺术感受力——“我们失去了现实感”。当我们在一个虚实相生的世界中来思考何谓现实时，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难进入思想现场——事实、批评与思想之间布满了鲜花和荆棘交织的畏途，文艺批评比任何时代都更接近文艺现场，却又比任何时代都更远离思想现场。

　　与上述复杂的文艺现实和感知退化相比，批评趣味和知识结构的滞后也制约了新的文艺批评的发展。一方面，文艺批评仍固执地坚守精英文化所培养的审美趣味，多多少少对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形态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以内容批评为中心的传统文艺批评范式难以适应新的文艺形态，忽略了新的艺术样态作为一个自足体系的生成方式、运作逻辑，结果要么鸡同鸭讲，要么不得要领。虽然近年来批评家们尝试借用数据库、消费、拟像、游戏性、远读等理论来切入数字文艺批评现场，但总体而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原创概念的数字文艺批评范式尚未真正建立。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境况是，理论的复兴在为文艺批评更贴近思想现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束缚乃至削弱文艺批评的活力。人们往往习惯于用理论来裁剪作品，而不是从生命实感出发，在与现实的对话中提炼熨帖的理论。更糟糕的是，一旦离开了理论这一拐杖，文艺批评可能陷入不会走路的境地。两头不着地，这大概就是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真实写照。

　　三

　　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是否还能如“林中的响箭”，展现这个时代“运动着的美学”，呈现文艺现场、思想现实和精神状况？今天，我们呼唤有力量的文艺批评，但前景似乎并不乐观。笔者以为，重返“北王南钱”所代表的两个传统，萃取其精要并作有机结合与创造性转化，在数字时代提倡一种有实感的文艺批评，也许可提供某种抵达文艺现场和思想现场的可能性。

　　首先，数字时代有实感的文艺批评，是呼唤新感受力的批评。文艺批评的本质之一在于求真，如何在一个技术与艺术高度融合、虚拟与现实交相辉映的时代，敞开并解放真实的感觉，开启一种更为开放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桑塔格认为，我们应提倡一种新感受力，技术时代的批评“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本来就是这样”，正是桑塔格所珍视的、思想和理论笼罩之前的天真状态。桑塔格的这一看法与钱谷融先生所提倡的批评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钱先生就认为，文学不仅是以人为中心，还要把怎么写人作为评价文学价值的根本标准。桑塔格明确提出反对阐释的宰制，认为艺术不同于思想，更不同于文化，对内容的过度强调会削弱艺术感受力。在一封回信中，钱先生“承认”来信者对自己的判断，“对现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深表怀疑”。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不仅是卓尔不群的识见，更是一种孤往的勇气。在二手经验主宰的数字时代，“透明”是批评的最高价值，求真求美是稀缺的批评品质。只有澄怀静虑，暂时悬置思想及其附带的本质、规律和概念，才能最大限度接近批评对象本真的状态，最大限度释放想象力，寻找到被重重文本掩盖的“我思”。新感受力注重的是批评家的新感觉，是作为常人的能力，批评家要做一个重常识、识常理的人，“用至纯至真的心灵”去开展批评。钱先生就曾告诫学生：“一切只要用平常心来对待，按常情常理来待人接物。”这既是做人的道理，也是文艺批评应坚持的法则。钱先生提倡文艺批评追求真情实感，新感受力当然是有情的，它要求批评家具备与批评对象共情的能力，凝视、对话并感同身受。

　　其次，数字时代有实感的文艺批评，是有新历史感的批评。如果说新感受力的获得，是依靠批评家投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激情与批评对象近身搏击，那么在获得近身体验后，批评家还需要从现场抽身而出，在历史长镜头中将自己的感受重新陌生化。正如“幻觉不能用幻觉来治疗”，历史长镜头的采用，正是为了避免数字时代个体经验的碎片化、细微化。让人们在获取生命质感的同时，找到历史的方向感。这不是对思想的执念，而是接近思想现场的一个路径。将俘获的感觉淬火冷却，抽丝剥茧，穿针引线，裁剪成华服，既尊重审美，又注重历史；既关注文学性，又兼顾思想性。在历史的探照灯下开展对文艺现场的批评和勘测，将个人与时代、历史“连带”，形成明晰的判断力和方向感，这正是王瑶先生留给我们的启示。有新历史感的批评，当然不是止步于对历史现场枝枝蔓蔓的爬犁，或者仿写一部文学史或者批评史，而是在当下语境的现实观照中重新温习王钱两位先生打量世界和文艺的眼光和方法。无论是王瑶先生主张的“应该在表现时代的过程中寻找艺术”，还是钱谷融先生为保持艺术感觉的纯正而选择与时代保持适当距离，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殊途同归。而所谓新历史感，是指这种历史感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是现实感与历史感的辩证统一。正如王瑶先生的“师朱法鲁”，钱谷融先生的“师伍法阮”，有新历史感的文艺批评，将有效融合基于生命本真的艺术实感和基于现实关怀的历史感。这是文艺批评传统在当下的回响。将王钱两位先生从历史中迎回当代，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对话中，在“时时珠玑”的灯影互照中，真正融汇成既新又旧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

　　最后，数字时代有实感的文艺批评，是围绕数字时代精神状况展开讨论的批评。如王瑶先生所提醒的，成熟的批评家要有现实感，在对“此时此地的时势”把握中提升自己对时代和自我关系的认知能力。从文艺批评生发出对时代思想和精神状况的诊断，在诊断后获得真实的方位感和方向感。在与批评对象的平等对话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自我主张，唯有平等的、独立的、求真的、求实感的文艺批评，才能抵达文艺现场，也才是有尊严、有理想、有品格的文艺批评。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对批评进行知识考古后指出，文艺批评是一种评断，甚至是一种挑剔。正如哲学家韩炳哲发现了非物、倦怠社会、情绪资本主义、透明社会，有实感的文艺批评理应从世界和现实出发，对数字时代的“诗形”所表征的情感症候和精神状况做出一针见血的、切实的诊断。此类批评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不做居高临下的裁断，提供深刻的思想洞见并对自己的“不见”保持清醒的认知，在“冬末的萌芽”中窥探春的消息，在众声喧哗中力避流俗的纷扰，在历史、时代与未来的脉络中做出如其所是的判断。

　　（作者系《探索与争鸣》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