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在《水浒传》里，戴宗、李俊、秦明、王英、孔明、孔亮等人都算宋江的嫡系人马，但要说与宋江关系最亲密者，当属花荣和李逵。这两个角色的形象和气质差异极大，却是宋江的左膀右臂，各自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花荣俊朗潇洒，武艺高强，拥有超凡的箭术。而李逵外貌狰狞，凶狠好斗，情商几乎为零。前者如同生长在荆棘荒草之上的花朵，是梁山上罕见的少年英雄，带有某种理想主义气质。后者则像是在浑浊世间游荡的野兽，遇到猎物，就会狠狠地扑上去，只有本能而缺乏理性。

　　施耐庵这样设计人物，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角色形象和叙事功能的层面来看，花荣和李逵就是宋江的两个分身——花荣是宋江少年意气、正直刚烈的一面，这或许展现了宋江在早年作为读书人的“修齐治平”之心，而李逵则是宋江卸下文人形象包袱之后最真实、残忍的样子，那些宋江说不出口的脏话与狠话，都借着李逵的口说了出去，那些心中的恶气，也能通过李逵发泄出来。

　　先来看花荣。花荣登场之时，施耐庵就不吝笔墨地赞扬他，在《水浒传》里只有武松、朱仝等极少数人有过这样的“待遇”：“齿白唇红双眼俊，两眉入鬓常清。细腰宽膀似猿形。能骑乖劣马，爱放海东青。百步穿杨神臂健，弓开秋月分明，雕翎箭发迸寒星。人称小李广，将种是花荣。”

　　花荣不是宋江那种遇强则容易示弱的性格，他只要认准的道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他对宋江的仰慕和崇敬，也是容不得一点挑战的，甚至在晁盖面前，他也完全站在宋江的立场上说话。这一鲜明的特质，在江州劫法场后的故事里，展现得既明显又微妙。

　　晁盖率领梁山兄弟舍命救下宋江，这可谓天大的恩情，以古代的伦理观来看，宋江上山之后，终生对晁盖俯首帖耳也不为过。但宋江显然不愿屈居他人之下，何况自己也带了一群好汉，此刻的实力不亚于晁盖。对宋江来说，要在梁山站稳脚跟的最好办法，就是趁热打铁，去打败无为军，杀掉黄文炳。这不仅是在为自己报仇，也是在众好汉面前维护自己江湖声望的必由之路。

　　但此时的晁盖，则是从战事现实来看的，他觉得攻打无为军，胜算不大，还不如先回梁山，等准备好之后再来打。宋江则执意要打无为军。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晁盖强硬一些，或者刘唐之类的晁盖嫡系头领站出来说话，宋江也只能服从晁盖先回梁山的想法。

　　耐人寻味的是，施耐庵非要安排花荣在这个时候说话，还当着晁盖、宋江等人的面，说出具体的攻打无为军的思路，简直是在代替晁盖做决策。那么，花荣的意见为什么这么有分量？其实，《水浒传》早有伏笔。在第三十五回《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里，花荣刚上梁山，就展现了超强的箭术，让晁盖等梁山头领非常惊骇。为什么要安排这段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情节？如果只是为了展现花荣的武艺，之前他在清风寨的时候，就已经展示过了。其实，施耐庵此处设置，就是让晁盖、林冲等早期梁山头领来领教花荣武艺的，从而奠定花荣以及他背后的宋江在梁山的地位，由此才能有话语权与表现个性的可能性。

　　而且，在写晁盖等人目睹花荣高超箭术的时候，书中用了“尽皆骇然”这四个字，描写得可谓相当微妙。如果人们只是惊讶或钦佩，为何要“骇然”呢？“骇然”有害怕、惊恐的意思，都是梁山兄弟，何必要恐惧呢？显然，此处细节就是在暗示读者，花荣的武艺足以威慑晁盖等梁山头领——这是宋江后来作为被救者却能成为梁山老大的根本原因。至于宋江仗义疏财，江湖名望高，救过晁盖与一些梁山头领等原因，其实都是次要的。在后来南征北战里，花荣也始终是宋江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后，宋江被朝廷用毒酒毒死，花荣则与吴用一同自缢而亡。

　　花荣有一身好武艺，本来可以免于一死，却依旧选择为梁山和宋江“殉葬”。他似乎没有为自己而活过，这也让他的人格主体性无法真正得到彰显。虽然花荣是个有魅力的人物，却在小说叙事上，更像是某种为文本结构而塑造的角色。因此，将花荣视为宋江形象的某种附庸或分身，才能理解花荣在小说里的意义。

　　再来看李逵。李逵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他的所作所为，既不符合今天的价值观，即便在古代也是个极端角色。暂不说他斧劈小衙内、滥杀百姓之类的恶行，仅是他口无遮拦、冲动易怒这点，就足够让人厌恶了。

　　但是，有很多古代读书人喜欢李逵，民间关于李逵的故事也流传甚广。细究其中的缘故，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李逵的不少言行，虽然简单粗暴，却与很多人的底层逻辑一致。比如，很多人对贪官恶霸恨之入骨，但见到衙门里的老爷，却还是要毕恭毕敬，尤其是文人，在权力面前，往往只能屈服，但心中又自我压抑起来。而李逵是个不顾一切世俗羁绊的人，他才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规训，见到恶人，就会抡起板斧，遇到不平事，也不会瞻前顾后，而是立刻拔刀相助。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逵就是很多看似文明的人内心深处的野蛮的本象，是丢掉纲常伦理之后的最纯粹的样子。宋江与林冲、杨志等被严重体制化的角色一样，内心十分沉重，总是有数不清的烦恼，不是担心自己哪一点会被人拿去当成罪状，就是忧虑未来的前程不在自己掌控之内。但李逵没有这些苦闷与烦忧，他饿了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生气了就大发雷霆、脏话连篇，为了内心认同的东西可以不顾一切现实的束缚。

　　李逵有时说出的狠话，恐怕是古代很多受欺压的百姓敢想却不敢说的，比如“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小说里，也是如此，宋江不方便说的话，李逵就替他说，宋江想做却在现实中无法去做的事，李逵则能去做。试想，宋江在浔阳江楼写反诗的时候，那种癫狂状态，难道不是酒醉之后的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吗？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又作：“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此处所言“报冤仇”“血染江口”等语，已经将宋江那颗暴戾之心完全暴露出来了。从本性上讲，宋江和李逵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从读书人变成黄巢，可能也只是需要一个契机。只是不醉酒的状态下，宋江会将内心的暴虐与残忍遮掩起来，但不等于那些黑暗的东西就消失了。一旦失去了理智和清醒，宋江的精神状态恐怕与李逵的常态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宋江没有武艺来展示暴戾的一面罢了。

　　施耐庵写江州劫法场事件时，不仅让李逵首次登场，还紧接着塑造了黄文炳这个角色。如果说李逵是宋江暴戾一面的分身，黄文炳则可以被看成宋江的一个镜像。

　　黄文炳与宋江一样，也是底层小吏，但他与宋江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可以为了往上爬而毫无底线。他们都属于无权无势的读书人，但黄文炳确实是那种遭人恨的文人角色。细读《水浒传》相关文字，读者不难看出施耐庵对黄文炳的憎恶。或许，李逵那种在本能状态下的杀戮，并不会引起施耐庵这类见识过世道崩坏、饿殍遍地的文人的特别厌恶，但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同行”，黄文炳的小人做派，却令他深恶痛绝。

　　黄文炳向知府蔡九告密，揭发宋江题写反诗之罪行，其动机并非是为朝廷尽忠，更不是为了百姓福祉，而是为了得到上级赏识，谋得更高的官位。而且，蔡知府本来对宋江的诗并不是很在意，但黄文炳故意教唆他，将这件事上升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可以说，宋江、戴宗差点被斩，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黄文炳在其中作祟。

　　黄文炳就是一个善使阴谋诡计的角色，他与权贵形成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虽然他本身没有很大的权力，却可以附庸在权贵身上，既为他们出谋划策，又实现了自己的阶层攀升。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看黄文炳，才能理解施耐庵如此痛恨这类文人的原因，并借助宋江的怒火与利刃杀掉了黄文炳。

　　或许，在某个阶段，黄文炳与宋江一样，也是黑白两道通吃，渴望某一天站在权力巅峰，实现所谓的“抱负”。而宋江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黄文炳，或者说是一个没有走到绝路上就拯救了自己的黄文炳。这背后有一个更加深刻、也更为隐秘的问题，是宋江和黄文炳都没想清楚的，但这却构成了他们言行的底层逻辑。

　　在儒家知识分子的伦理框架里，底层文人无法参与朝廷的权力运行，“修齐治平”这些美好的梦想，自然无法实现。因此，一些人无法通过科举实现阶层跃升，也没法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活动，只能成为依附在权贵和官府之下的底层小吏。宋江和黄文炳都是这样的身份，但宋江意识到天下将乱，民心有变，很多正直善良的人无法被体制容纳，只能“礼失求诸野”，在民间聚集了很多真正的人才。因此，宋江才有看似奇怪的举动——身在官府却结交江湖好汉，这到底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像刘邦、黄巢那样走上历史舞台，还是仅仅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乱世多一些生存空间？

　　或许，身处元末明初历史变局之下的施耐庵，也有过这样的思考，甚至与不少真实的人物原型接触过，看到了他们在乱世之中的各异命运，这才写下宋江与黄文炳的故事。可是，他并没有对这背后的传统观念进行批判，难道这套“修齐治平”的逻辑就一定正确吗？难道古代读书人非要通过与权力体系发生关联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吗？当然，我们不必苛求施耐庵能有超越时代的思想，他能够用力敌千钧之笔写下水浒故事，就足以成为文学巨擘了。（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