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臧 晴

　　对于许多现代人而言，城市即是故园，都市皆为乡土。对城市的书写，是用文字记录人在急遽变化的时间与空间中的瞬息感受；为城市立传，则是以纪传体的方式来铭刻几代人的物质与精神变迁，它们在这不断扩张的空间中野蛮生长，承载着我们对于人与城、虚构与真实，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印记。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各类城市传记已近百种，绝大多数来自出版社有意识的约稿定制，即往往先有传主，后有立传人。那么，谁有资格为一座城市立传？为读者书写他们心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资深作家往往是出版方的第一选择，如叶辛《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叶兆言《南京传》、范小青《家在古城》等。整体而言，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城市传记也确实更受关注，这不仅与“小说家言”的生动性和可读性相关，也因为其能与他们此前的创作构成一种互文关系。叶辛、叶兆言、范小青的小说常以上海、南京、苏州为背景，这些城市在他们经年累月的描摹中已被形塑为具有个人标签意味的“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当世界性的城市传记书写热潮延伸至眼前，作为一种写作新形式的“非虚构”召唤着他们换一副笔墨，给一方天地凿出一个新的窗口。那么，城市传记为他们的“邮票”带来了什么？如果将城市传记置于写作者的整体创作生涯中进行考察，不仅能够折射出它们在形式层面的创新，还可以管窥书写者乃至社会整体的思想文化变迁。

　　在时空流动中复刻城市记忆

　　叶辛《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后文简称《上海传》）是“丝路百城传”首部推出的城市传记，也是这个服务于“一带一路”大政方针的国际出版项目中最具个人化色彩的一部。除了开篇用于点题的两篇小文《从泥城桥谈起》《得天独厚的宝港》勾连了上海与丝绸之路的缘分，《上海传》的主体部分都是从叶辛本人的经验展开叙述：上海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但他也曾离开故土21年，于是，知青成了他最为重要的文化底色与书写标签。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开始，到《蹉跎岁月》《孽债》《客过亭》“知青三部曲”，叶辛一路从知青们的青春年少写到老之将至，前后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生活、改革开放和步入新世纪，全景式地展现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此后，叶辛也创作了不少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比如《婚殇》《恋殇》写年轻姑娘们如何融入上海的故事，《华都》表现了转型期上海中年男女的生活与命运等等，这类故事描绘着上海光怪陆离的城市景观、商业地图和市民生活，由此呈现人被异化后的现代生存状态。《上海传》的创作则给了叶辛融汇这两副笔墨、赋活其文化身份的重要契机。在这部私人的城市传记中，叶辛的讲述从28年前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开始，然后宕开一笔，用专章描述了记忆中的各种上海小吃，随后又将视线拉回到了1978年，展现改革开放40年历程，紧接着，他讲起了上海知青们的探亲故事和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历。在他看来，全国1700万知识青年中，上海占了整整120万人，这一代人的离开与回归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凝重印记。所以，叶辛有意回避了一些惯常的上海符号，如石库门、弄堂，又如酒吧、摩天大楼，既没有将上海视为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也没有挖掘其作为现代化排头兵的内涵，而是通过上海知青的视角展现出有关这个城市的集体记忆。《上海传》里那些彭浦车站欢送知青的场景、知青们千辛万苦探亲的故事、他们对上海苦涩的思念和陌生的回归等等，虽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城市历史的全貌，却能准确地诠释出城市与时代精神。叶辛将个人记忆内置于集体记忆的框架，通过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来复活城市的记忆，进而与共同生活在这个空间的万千个体紧密相连，产生了文化共鸣。由此，他将曲折隐微的一代人生命史与波澜壮阔的城市以及社会进程同构，与其笔下曾经的知青故事与上海生活构成了饶有意味的双声复调。

　　将城市赋形为有情的空间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姑苏情结的写作者，范小青在长达40余年的创作史中对人与城的关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认知演进，一路从挽歌式的留恋、冲突中的行进走到了整旧如故的共生。从《裤裆巷风流记》到《城市表情》，再到《家在古城》，范小青笔下的苏州已然从个体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进化为“人化”的文化空间。在姑苏城貌的今昔对比中，《家在古城》强调人与地之间跨越千年的情感纽带，将城市赋形为有情的空间，以记忆、情感和价值来寻求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比如，她以平江路的风貌保护和环境整治为例，强调人必须是改造中的第一要素，因为城与人不但是相伴相随的，更是相生相长的，换言之，城与人彼此塑形、互为生命。由此，城的性格即是人的性格，范小青强调苏州（人）“糯”“韧”的性格，她期待着这种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能让这座城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在当下的时空中找到新的平衡点，这也涉及到范小青书写中的另一个主题——身份认同。

　　如果说，范小青在此前的《灭籍记》中指出了身份的变化、失去和社会这个共同体与个人的压制是身份焦虑的核心原因，那么如今的她用城市传记开出了药方：一方面，书写城市的变迁即是书写城市与人共同的精神史与心灵史，其被内心的爱与尊重、依恋感和归属感所驱动，召唤着书写者通过脚下的文化依托区域去挖掘此间的人性与民族性。所以，城市成了有情的空间，人所书写的亦是有情的历史；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逆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并存的复杂当下，人在混沌、模糊、分裂和不确定性面前无所适从，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平衡恋地情结与城市化之间的脆弱关系，其对策即在于人的记忆、情感和价值。

　　历史与记忆、真实与虚构之辩

　　叶兆言《南京传》从秣陵前的一株小树苗写起，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秣陵演绎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金陵古城一路历经东吴霸业、六朝金粉、南唐偏安、明清隆替、民国风云，留下了孙权、李白、李煜、辛弃疾、朱棣、利玛窦、孙中山等传奇，以南京城的跌宕起伏折射出民族命运的沧桑巨变。与叶兆言此前的“民国系列”等南京书写相比，这部城市传记的笔调相当克制，通篇几乎没有虚构部分，甚至有意放弃了他所熟悉的金陵风物、民国往事，转而严谨地运用海量历史细节，使得《南京传》呈现出“历史百科”的面貌，在整体上更接近城市史的史学质地。叶兆言充分意识到“历史”之于南京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经历过南京这样的跌宕起伏，屈辱与荣光如此频繁地交替着；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南京这样清晰地展现中国历史的沧桑。”南京的特殊性即在于其与中国历史的纠葛。然而，这一段史海钩沉的经历并不只是浅尝辄止，其在叶兆言的创作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今年，被称为“1949之后的‘南京传’”的《璩家花园》出版，叶兆言以小说的形式“想看看南京这棵‘秣陵的小树苗’在新的时代旋律里，将生长出怎样的风景”。这部小说延续了《南京传》“历史百科”的写法，用相当多的纪实细节来打造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两个平民家庭三代人的沉浮起落，并延续了他所青睐的说书体，不断从小人物的故事来反证公共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叶兆言自己承认，“这本书其实有点怪，我此前关于民国的小说，全是虚构的，我要加点真的东西在里面；《璩家花园》里真的东西太多了，好多好多细节，我不怕别人说我假，我怕别人说我真，说真就没有话聊了。”他也在小说中有意无意地感叹道，“有时候，历史实在没办法当真”“历史是真实，有时候也只是想象”。可以说，城市传记的书写对叶兆言所惯常运用的小说技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他对历史与记忆、真实与虚构之辩展开了新的思考：一方面，历史未及处，即是虚构展开时；另一方面，历史与虚构彼此角力，它们相互辩证、质疑、甚至彼此瓦解，而这本身也许就可以成为叙事的一种动力。

　　对于具有良好艺术自觉与求变意识的成熟写作者而言，他们毕其一生都在处理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现实，这其中既包含技术性上的问题，比如当一种新的文体出现时，写作者究竟该如何应对，但更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即写作者的认识与情感如何适应这些现实变化，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以重新找到书写的安放之处。城市首先是空间，而传记则意味着时间，城市传记的写作者们在对空间与时间的全貌式重返中切近城市的现代性本质：它的多元和广袤，它与人的纠葛与共生，以及它虚实难辨的斑驳底色。如果说，曾经的乡土书写是写作者为自己的精神原乡谱写的谣曲，那么以“现代人的乡土”为对象的城市传记则是一段变奏，其价值首先来自于对此前城市书写以及写作者自身创作的双重修饰与变形，但其所产生的震荡效应远不止于此，且仍处于现在进行时，它是写作者对艺术本质与文学意义的重探，也指向了人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大哉问。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