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　克

　　“电影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或许需要寻找新的答案。回望2024年的中国院线电影，我们无法避免谈论衰落。全年票房大跳水，仅仅达到2015年的同期水平，行业笼罩在一种焦虑中。

　　流媒体和短视频对电影的冲击显而易见。对于大部分普通观众来说，看电影显然不再是一种首选的娱乐方式。

　　据行业机构预估，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504.4亿元人民币，第一次超过了电影全年总票房。AI技术的进步也在彻底冲击着电影本体，影像制作越来越容易，同时也越发真假难辨。“电影之死”的讨论也早已不是理论家的猜想，更像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

　　唯一欣慰的是，在商业大片票房普遍失利的同时，小成本电影的丰富度在增加，原本只能在影展才可以看见的电影，也都获得了公映的可能性。其中，女性电影作为一种有机力量，成为2024年最亮眼的电影文化现象。尤其是《坠落的审判》《好东西》等电影带来的一系列讨论，让新旧电影之争也在激活着创作者的想象力。

《热辣滚烫》

《抓娃娃》

　　女性电影的召唤力

　　不论从哪种维度考量，“女性”都是2024年电影领域最重要的关键词。尽管此时再谈这个话题，已经显得不够新鲜，但或许直到今年，“女性电影”才真正摆脱小众，成为具有召唤力的名词。

　　2024年的电影票房冠军是《热辣滚烫》，最具争议和讨论的电影则是《好东西》，《出走的决心》带动了普通女性观众的觉醒，《坠落的审判》则在知识界形成了深远的回响。

《好东西》

　　如果说，喜剧演员贾玲的公众形象还是一个讨巧的、没有性别的、任人欺负的形象，导演贾玲则完全颠覆了各种意义上的刻板印象，她用自己的行动彰显了何为女性力量。

　　诚然，《热辣滚烫》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有些俗套，聚焦在女主角如何从肥胖自卑变得健康从容的过程。比起原版《百元之恋》来说，它将社会背景真空化，缺少更多维度的观照。但即使如此，这依然不失为一部真诚之作，作为导演的贾玲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生命体验与创作紧密结合，带给观众超出电影文本的感动。

　　当观众看见贾玲饰演的杜乐莹从备受欺凌，到逆袭成为一个身体强健、目光坚韧、可以把握自己情感的女性的时候，所受到的视觉和情感冲击一定会迫使他们去思考和感悟。

　　曾几何时，我们几乎很难在中国的院线看见以老年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但一群女性的创作者改变了这一点。尹丽川导演的《出走的决心》取材于真实故事，具有很强的召唤力量，在电影院观看此片的时候，甚至可以听见抽泣声。观众在电影里看见上一代女性的艰辛，也反思自己的性别观念。尽管电影看似处理的是一个“娜拉出走”的老话题，但它给出了一个女性在当代生活的可能性。

　　该片改编自真人真事，但电影强化了女主角家中三代女性的命运联结。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中，女性看上去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依然共享着某种困境，甚至同为女性，母女关系中不但存在着深刻的依恋，也有隐形的“剥削”。

　　主创对原型人物真实处境的一处改动非常值得注意——她们将主人公曾被丈夫家暴的情节去掉，希望可以由此展现更为普遍的女性遭遇。但即便如此，该片在上映后还是遭到了部分男性观众的质疑，恐怕也是当下关于性别的公共讨论中非常典型的场景。

　　此外，《出走的决心》为中国银幕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她既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也不是复杂的心机恶女，她富有主体性，也敢于行动，拓展了人们对老年女性的想象。

　　杨圆圆导演的纪录片《女人世界》选择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美国的华裔高龄女性，通过讲述她们的前世今生，揭示出一段被遮蔽的唐人街历史。这部电影将个体女性的命运和时代相连，向我们提供了年轻一代女性看向历史的眼光。

　　当然，全年最具争议和讨论度的电影当属《好东西》，它的受众更加年轻化，表达也更加轻盈。邵艺辉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城市女性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在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化的城市里，单身母亲、单身女邻居和小学女生之间是可以组建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共同体，她们彼此理解，互帮互助，无关乎利益和血缘。

　　《好东西》显然不能被当作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去看待，它拔高和提纯了当代女性的生活，也指向了一种美好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这部电影并不像某些评论认为的造成了性别对立，与去年的《芭比》类似，它对男性的调侃是善意且优雅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豆瓣评分和票房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有趣的是，这部电影上映后，有人将其称为“小妞电影”（chick flick）——其本意是指女性为主要角色、男性为次要角色的爱情电影。但由于在今天的语境中，这样的类型命名显得多少有些歧视含义，遭到了不少观众的自觉抵制。于是，他们将男性观众偏爱的电影命名为“老登电影”，还选出以《教父》为代表的“老登电影”榜单，用来嘲笑和反击。

　　平心而论，榜单上的电影不乏经典之作，这个讨论的背后逻辑也不见得是性别之争，其中也有年轻人对上代人的反叛，他们渴望在中国银幕上看到为自己代言的“好东西”。

　　电影上映的短短一个月内，围绕这部电影，网络上掀起多轮讨论，不同观念的人互相讨伐。其最终的结果是邵艺辉导演暂时关闭了自己的社交平台，选择了“退网”不再发言。

　　这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提醒我们，女性主义这个当下最具热度的思想资源，依然存在着诸多的解读空间和角度。它不仅仅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一种信仰。女性主义与世界上所有的理论一样，它能够为人们赋能，也一定会被误读，因此也需要被谨慎的对待。

　　套路和反套路

　　如果说2023年的暑期档是所谓的“史上最强”，短短两个月创造了超过一百亿的票房；那么2024年的暑期档则可以用“最冷”形容，整个档期的票房较之去年几乎打了对折。在这个“兵家必争”的档期中，不乏大牌导演的最新大片，却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对观众的吸引力，以往屡试不爽的套路像是失去了魔法。

　　“百亿导演”陈思诚的新作《解密》不但口碑遇冷，票房也可谓惨败。应该说，比起这位导演的前作“唐人街探案”系列和他监制的《消失的她》等作品，《解密》是一部内核严肃的作品。陈思诚试图用这样一部电影去证明自己对“高概念”电影的理解，他曾在采访中说自己不想停留在舒适区，不想仅仅是通过电影挣钱。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解密》是一部在剧本层面就不合格的作品，从头到尾都没有讲清楚故事的核心“解密”是怎么一回事。至于陈思诚引以为豪的特效，看上去更像是诺兰《盗梦空间》的低配版，不但缺乏想象力，还让原本冗长的电影变得更加沉闷了。

　　《解密》的性别观念也非常陈旧，电影的三个主要女性角色都是功能化的，用来满足男主人公不同时期对女性的想象：母亲、女神和妻子。他将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她们的苦难之上，自己却毫无反思。这样的叙事，已经很难让2024年的年轻人接受。

　　徐峥的电影《逆行人生》从创作的角度完全延续着《我不是药神》的思路，却输了口碑和票房。该片讲述的是失业中产在走投无路之下去送外卖的故事，该片的海报发布后，不少网友表示要“抵制”，说不想再看富人演穷人。

　　事实上，观众反感的不是这种表演本身，而是影片对穷人的“消费”。电影的男主角一家人住在价值上千万的房产中，妻子不工作，女儿要上国际学校。某天失业的变故袭来，主人公便打算送外卖维持生计。且不说这种设定的真实性如何，单单就电影的高潮部分——主人公参加送餐比赛并赢得奖金，就足够让人反感。要知道主人公名下的财产可能比同事们加起来还要多，但他偏偏是那个最后的赢家。

　　有网友把这部电影形容为“没苦硬吃”。在整个观影的过程中，导演极力突出主人公的悲惨，却让人更加难以共情。果不其然，电影的最后，主角一家换了一个小房子，困境就立刻解决了。而徐峥没有告诉我们，那些靠着送外卖养活一家人、靠着送外卖给孩子治病的配角们，到底要如何解决他们的困境。

　　无独有偶，宁浩的《红毯先生》也被观众质疑：为何要展现一个明星的困境？相较于宁浩之前的“草根喜剧”，这部新片在其创作序列里是比较特殊的一次尝试。宁浩特别找来了刘德华扮演一个香港大明星，讲述了他想要努力证明自己，最终却失去了一切的故事。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几年前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着力于对精英阶层的讽刺。遗憾的是，受制于种种限制，该片最后呈现的效果却温和有余，力量不足。最终，这部电影不得不从竞争激烈的春节档撤出，选择择日重映。

　　或许，我们可以将《红毯先生》看成宁浩导演功成名就之后的内心反映。宁浩在采访中曾说，他对之前拍的那些喧闹的东西有些厌倦了，想要回到早期的风格中，希望可以通过这部电影去反思当下的生活。比如，短视频时代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为什么会如此艰难。

　　对短视频的反思延续到了“十一”长假期间上映的《爆款好人》，葛优饰演的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意外成为“网红”。宁浩原本想要通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去讲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喜剧，但被观众认为“爹味很重”，说教味十足。

　　回望2024年，以票房成绩论英雄的话，只有《抓娃娃》能与《热辣滚烫》一较高低。尽管这部电影在艺术上很难说有什么创造性，甚至有些恶俗，但它依然不乏对社会生活的洞见。电影的命名来自“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句宣传口号，讽刺了一对富豪夫妇为了让儿子成才而假装穷人的荒诞。可以说，电影里的家庭完全建立在父亲编织的谎言之上，甚至连孩子的祖母都是雇佣来的教育专家。从这点来讲，《抓娃娃》对“父权”的反思，在近年来的商业电影中算得上难能可贵。只可惜，作为一部“合家欢”电影，《抓娃娃》的结尾依然是大团圆式的，尽管父母的行为事实上毁了孩子，孩子还是选择了原谅。

　　这种不彻底的批判并非孤立，顾长卫的《刺猬》也是如此——原本王俊凯饰演的主角已然向父亲宣示自己对他们的戕害“永不原谅”，为2024年的中国院线塑造了一个反抗者的形象。但转眼，电影又“狗尾续貂”一般加上了成熟后的主角带着妻子回乡的温情片段。而在年初的《年会不能停》里，公司里的小人物原本已经对管理层彻底失望，在年会上进行着无情的讽刺，结尾处主创又偏偏要来一个强行和解，告诉观众：从始至终，董事长都是好人，他只是被蒙蔽了。

　　艺术电影的空间

　　尽管重要档期的票房普遍不够理想，但2024年的中国院线却异常繁荣，我们得以在主流电影之外，观看到许多丰富有趣的小成本电影和艺术电影，其中不乏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之作。

　　2024年年底，导演贾樟柯带着他的新片《风流一代》重回大众视野。作为中国艺术电影的代表人物，他的这部新作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与以往的作品不同，《风流一代》是一部借鉴美术馆电影的创作，他将过去22年拍摄的素材拼接成了一个新的故事，让熟悉他的观众觉得既陌生又亲切。

　　我们在这部电影里很容易识别出贾樟柯的基本元素，比如那些具有象征和隐喻的镜头，甚至在其中发现《任逍遥》《三峡好人》《山河故人》等影片的影子。尽管部分评论者认为他这样的创作有些“偷懒”，但贾樟柯是故意为之。他希望观众可以穿越故事看到影像本身的价值。或者，对于《风流一代》而言，人物和情节并不重要，他们背后的时代背景才是主角，为此电影甚至拿掉了女主角巧巧的对白，以期待观众的注意力不要聚焦。

　　也许因为这种方式对观看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对贾樟柯的创作脉络有一定的了解，《风流一代》在豆瓣网上的评分不高，在贾樟柯电影中的排名倒数。

　　事实上，如今的中国院线已经很难再看到这样具有实验性的电影，如果它的导演不是贾樟柯，发行的困境可想而知。电影公映结束后，贾樟柯也表示这部电影是向“僵化的电影挑战”，他希望电影可以回到更自由的创作状态。

　　与贾樟柯相反，华人艺术片导演赵德胤选择了从自由创作走向工业体系。过去十多年间，赵德胤是一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作者，他的电影往往以低成本闻名。2024年，赵德胤离开自己的创作土壤缅甸，选择北上拍摄电影《乔妍的心事》，并与明星赵丽颖、辛芷蕾合作。这部电影改编自张悦然的小说《大乔小乔》，原本是一个山东家庭因为计划生育造成的悲剧。赵德胤看中了姐妹争夺身份的情节，他代入自己在缅甸的成长经验，创作出这部相对架空的、具有奇情色彩的电影。

　　如果说像赵德胤这样的成熟作者开始追求摆脱过去的创作惯性，年轻导演则往往需要从自身经验出发，讲好身边的故事。香港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和卓亦谦的《年少日记》集中反映了年轻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两位导演的风格虽然不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摄影机对准真实事件，用比较尖锐的表达去刺痛观众的内心。

　　龙飞导演的《走走停停》则代表了近年来内地青年艺术电影的两大趋势：元电影和回乡潮。电影以“北漂青年”回乡拍电影为主题，在看似温情脉脉的表达背后，折射出一代人的困境和迷茫。

　　《走走停停》展现出的趋势并非偶然，年轻一代的电影导演虽然与上代人一样，也试图在处理父子关系、传统与现代等话题，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很不同。如果说我们在“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里看见的是对父权的痛恨，是对故乡的批判，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认命”。面对外部世界强加给个人的阻碍，年轻人往往选择一种温和的对抗方式，他们用“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完成自己的表达。在《走走停停》中一家人的相处，父母对孩子的控制不再强烈，孩子也表现得相对温驯。因为经济原因，他们成年后依然住在原生家庭中，但不再恋爱结婚甚至不想工作，似乎无欲无求。

　　张中臣的《最后的告别》曾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等奖项，是一部接受起来相对有门槛的电影，全片几乎没有什么对白，情节也很松散。电影关注的是一个聋哑家庭的离散，表达出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考虑到他为了追求电影梦想，曾经应聘成为电影学院的保安的传奇故事，其作品的表达更显珍贵。

　　成本仅有1500万元的《破·地狱》已经打破了香港本土电影票房纪录，它虽然是一部根植于香港本土的故事，以香港人才知道的丧葬仪式命名，但就目前的票房表现来说，它也赢得了内地观众的共鸣。黄子华饰演的道生原本是一位婚礼策划人，因为低迷的经济形势不得不转行做殡葬业，这仿佛是下沉时代的某种隐喻。

　　距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已经过去四年，我们开始可以在《风流一代》《破·地域》等电影中看见它的影子。也许我们到了一个开始需要用影像反思这段时期的时候，我们的电影创作也应该到了某个节点。

　　贾樟柯谈过自己的一个判断，他认为电影会分为“疫情前”和“疫情后”，在人类经过巨大的创伤后，电影艺术也会发生巨大变革。在疫情结束后的第二年，我们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过去的某种电影时代也许真的过去了，但变革的方向在哪里，恐怕还要长时间的观察。

　　（作者系电影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