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梓丹

　　由法国导演利蒂希亚·多施自导自演的影片《狗的审判》1月17日登陆中国内地院线。影片去年5月在法国戛纳电影节首映，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影片是导演多施的剧情长片首作，因此也提名了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去年年底，《狗的审判》又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展映，最终斩获金椰奖最佳导演奖。

　　从一条狗的权利说起

　　利蒂希亚·多施早年是金棕榈导演茹斯汀·特里耶的御用女演员，接连参与拍摄了特里耶的短片《淘气的男孩女孩》（2012）和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2013），在后者中饰演了一位电视台主持人。由这样一层关系看“狗的审判”这个片名，我们很难不想起特里耶去年的作品《坠落的审判》，虽然它严格意义上应该译为“坠落的剖析”。不过更有趣的是，特里耶的第二部剧情长片《维多利亚》事实上与这部《狗的审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两部影片女主人公的职业都是律师；两个主人公都有一个犹豫要不要接的案子；庭审过程中又都出现了狗……如此种种，让人很难说《狗的审判》没有受到特里耶的影响。

　　虽然多施本人是法国人，但多施并没有将故事设定在法国，而是有意地把这个故事设定在了瑞士的法语区，并且一开始就通过画外音的方式说明影片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以此表明其所讲述的是一个欧洲故事而非只是法国故事。与特里耶不同，多施拍摄的这部影片更接近一个荒诞律政喜剧：一个身体轻微残障的小偷所养的一条狗咬伤了三个无辜的人，按照法律规定这条狗应该被处死，女主人公艾薇儿（多施饰）为了继续在律所工作、挽回自己的业绩，必须赢下手头的第一个案子——为这条咬人的狗进行辩护。艾薇儿为狗辩护的过程也是权利观念不断深化的过程：法庭先是从最基本的“狗不是物而是生物”开始松动，接着一点点承认其并非主人的附庸以及其所拥有的个体权利。

　　至于一条狗到底能在人类社会获得多少权利，这确实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在一个场景中，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伊玛目、拉比、僧人、哲学家、牧师组成的道德委员会在法庭上一起讨论狗是否具有道德，以失败告终；接下来通过科学实验确认狗的认知能力，最后走向了动物认知学。多施动用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手段，一方面是强调人类理性之局限，因为无论什么方式，作为人类的我们都没法真正理解狗到底为什么会咬人；另一方面，创作者也是把狗放到了一个人类制度的框架当中进行审判，这反向暗示了法庭最终审判的并不是狗，而是狗所表征的在社会中失语的个体。正如在沃纳·赫尔佐格的名作《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中，一个人在揭穿所谓文明社会的真面目之后被彻底遗弃，这只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的狗也通过咬伤了三个人，搅动了一个文明而富有的国家。

　　攻击者也是受害者

　　法律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一点很好地显示在了片中另一个重要角色，也就是律师的死对头、原告辩护律师罗莎琳身上——此人正在竞选市长，所以对于狗的审判也很自然地成为她的政治工具箱里的称手武器。双方在法庭上展开激烈辩论的同时，法庭之外也围绕双方形成了两股完全对立、相互攻击的势力。很明显，多施有意借此指涉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对立局势，罗莎琳通过煽动性演讲要求杀狗的画面也很难不让人感慨：排除异己的想法从来没有在人类身上消失，只是变了一种方式。

　　对于多施来说，狗当然是攻击者，但同时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受害者：在法庭上，艾薇儿得知对她最不利的一项证据是狗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看是“厌女的”，因为女性对狗更加亲密，在与狗接触时更容易弯腰屈膝，而在这种情况下狗反倒失去了被支配感，因此更容易对女性发起攻击。与此同时，艾薇儿还在法庭上意识到被咬的一名女性是一名从葡萄牙移民来到瑞士的清洁工，双重身份叠加让她成为社会的底层受害者——尽管她本人的自尊让她拒绝承认自己如此“单向度”。创作者试图向我们表明，无论是咬人的还是被咬的，大家都只是社会结构上的一环；真正的、更加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却从未在法庭上被触及，市长候选人早已获得了她所期待的政治资源。

　　事实上，影片当中的确充斥着弱者，且他、她、它们最初是被相互区隔开来的。在艾薇儿为狗辩护的过程中，她开始逐渐和邻居家被家暴的小孩、来自非洲的黑人驯狗师等人建立起连接。在一个场景当中，上述三个人和狗构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画面，他、她、它们形成了一个团体、一个弱者联盟。直到这时我们也才发现，这四个个体是被创作者有意安排在一起的，并且都面临着被社会规训的命运：邻家小孩之所以被家暴是因为家长认为他“不听话”；狗本身就是长期被人类驯化的狼；黑人驯狗师这个双重身份背后是被殖民的历史和驯化角色的复合体；“女性”“律师”更是题中之意，自不待言。最终，如果说狗逃离被驯化的环境和命运的方式是放归自然，那么多施也试图向我们表明，每个受到规训的弱势群体肯定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出路，尽管这也可能是一条牺牲之路。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葡萄牙清洁工在影片结尾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拿着自己获得的补偿金来到了一片草场上。对笔者来说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光明的画面，但其指向的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我们不知道她是回到了本国的草场，还是来到了瑞士的田园——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很难确定她是否真的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她再次回到了狗的身边，实现了某种层面上的联合。

　　表达悬浮于人物之上

　　应该说，利蒂希亚·多施对欧洲当下的社会问题有着比较确切的认知，这点还是值得赞赏的。但如此严肃复杂的问题用荒诞喜剧的框架是否可以讲清楚，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律政剧和电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逻辑的合理性并要求情境的可信性，然而兴师动众地去审判一条狗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没有那么可信了，是无论说多少次“真实事件改编而来”也没办法补救的基础设定。这也是为什么《坠落的审判》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和她的编剧亚瑟·哈拉里要花很长时间研究律政类型作品，一次又一次撰写辩论对白，务求平衡、严谨。相比起来，《狗的审判》对法庭空间内所有关系的呈现基本如同儿戏，多施自己对律师的演绎也缺乏必要的控制，它与我们对现实中律师形象的感受之间存在较大的偏差，而这显然与自导自演有关。

　　不止如此，无论是在《维多利亚》还是在《坠落的审判》当中，真正核心的其实不是庭审的举证，更重要的是还原法庭之外生活的场景和质感。因为特里耶作品的落点终究是女性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展现生活场景才能不动声色地建立女性的主体性，这使之成为一部超越“主义”的女性电影。而这也是特里耶从第一部长片《索尔菲雷诺之战》起就非常擅长的东西：两个小孩的吵吵闹闹之间，母职的繁琐、女性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的困境已经跃然银幕之上。反观《狗的审判》，我们确实很少能够看到女主人公的生活细节，更多情况下只能是法庭之上的各个层面的口号式输出。多施固然关心“大”问题，但对于“真”问题却基本不加理睬，多少让人有些困惑和遗憾。

　　总而言之，一部以女性律师为主人公的影片，其基本目标肯定是对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都能有较为清晰的呈现，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立起整部影片的两根支柱，而在《狗的审判》当中，这两方面似乎都不太成功。多施想要讲的东西就像一团黑雾悬浮于这些人物之上，并没有真正渗透到人物的细节和肌理深处。作为导演，利蒂希亚·多施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包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