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庶

　　电视剧《国色芳华》近期播出后，收获了热烈反响。该剧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唐朝商贾之女何惟芳逃离迫害、步步突围、京城经商的励志故事。将它列为古偶剧或大女主剧，都很恰切。在古装剧如此热闹喧嚣而又历经起落的时期，很难说《国色芳华》成为了某个转折点，也不能说它超越了多少古装代表作，但其所呈现的盛世芳华与个体追求是美的。

　　从观念框架来说，《国色芳华》将当代女性意识置入唐代故事之中。何惟芳嫁入的刘家是洛阳官宦之家，无奈夫家对其轻视鄙夷百般刁难，她设局设计成功和离。在古代婚姻制度中，和离强调以和为贵，夫妻合议后离婚，而不是单方面强势休妻。在剧中，和离正是何惟芳摆脱家庭桎梏、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历经波折，到达长安，何惟芳结识了秦胜意、朱福。三人结拜为姐妹，共同创业，经营“花满筑”花店。花店生意见好，店主试图加入花行。行头表示，花行历来都是男子经营，女店主日后总该嫁人。何惟芳一番慷慨陈词，表示自己无意成婚，即便成婚也不会影响生意。强调独立自主、专心拼事业、不愿囿于院墙之内，这分明是现代女性附体唐代女子。它不像《宫》《步步惊心》那样，讲述某一个体穿越到古代的经历，而更像是将现代女性的意识集体打包带回了唐代，完成了对观念框架的统摄。

　　从人物关系来谈，何惟芳的遭遇也可谓步步惊心，刚逃离刘家虎口、又入王擎狼穴、不慎误入猎场、不幸沦为贱奴，凡此波折总得蒋君相助。蒋君乃花鸟使蒋长扬，皇帝的伴读兼好友。何惟芳虽然在非常努力地创业，但没有蒋长扬的帮助，随时可能被打回凄惨的原形。如果何惟芳是大女主，蒋长扬则是女主的靠山。女主强，男主更强。剧中几乎没有蒋长扬搞不定的事情。他可以淡定地观望、凝视，看她如何蹦哒，关键时刻出手即可。两者在社会地位上相差甚远，难以势均力敌，只能说在心性品格上互相欣赏，在人格精神上互相平等。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该剧的内核是偶像化的，女主的强大无非是虚幻的自我满足，背后是有颜、有钱、有权的超强男主。女主每一次重大受挫，总有男主扭转局势，挫点也就成为了爽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该剧设定在唐朝，大唐盛世，气象磅礴，盛世之中的何惟芳以种植牡丹为营生，历经了一个女子的创伤与成长。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在历史中被遗忘的小人物，而这个小人物是否具备了这个时代的典型性格呢？剧中的人物故事与唐代历史是相当疏离的。蒋长扬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剧中两者的关系怎么看都像是哥们而不是君臣。两人在府中毫无芥蒂地谈心，在宫中一起窃听淑妃与何惟芳的谈话，二人不谈政事只谈感情。至于他是唐朝哪个皇帝，也并不重要了。将何惟芳的经历放在唐朝，或者放于宋朝、明朝、清朝差别不大，除了服饰、扮相、建筑的外在差异之外，人物的内在个性、故事的可能逻辑并不具有唐代的特殊性。

　　从观念框架、人物关系、历史背景的维度做成三把利箭，都可以射向《国色芳华》。不过它有一个可抵御多方箭矢的盾牌，那就是美感。那么，暂且将美感作为盾牌和方法，或者作为遁词，且看它如何美得惊艳。

　　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往往以直观的感知方式进行。美的事物具有特定的感性形象，通过对象的色彩、线条、形状等外在特征，触发审美主体的美感体验。犹如刘勰所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国色芳华》创设了诸多表象的美感。演员杨紫、李现的演绎是美的，发型头饰、服装造型是美的，构图色彩也是美的。该剧在外表上创设了生动的美感：画面布局采用中式对称构图，显得庄重和谐；头饰服装的制作十分精细，从款式到细节都力求真实；整体色彩鲜艳明快，且通过色彩展现皇权、尊贵、贫贱等象征意义。这些美感给人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的审美体验，纯然感官的满足竟放过了那些合乎理性的质疑。

　　《国色芳华》重视美感而非快感。关于美感与快感，在美学史上有太多漫长而犀利的争论。多数美学家认为美感是一种精神愉悦，不同于生理快感。美感与快感不同，两者之区别可以这么看：美感是超越于实用与功利的，快感则起于实用的生理满足；美感伴随着情感，其实质是情景交融、物我同一，快感则完全受外在刺激所支配，难以借由审美意象达成物我同一的境界。《国色芳华》的感情线进程非常缓慢，它在感情处理上更重美感而非快感，总能达到情境交融的效果，即内在情感与场景设置、人物形象、色彩线条是和谐呼应的。蒋长扬与何惟芳从主雇关系、朋友关系、假结婚到确定心意，要走很长的路，历经很多试探。多歧路，今安在？32集结束了，两人还不是真正的情侣。将至未至，摇荡心旌，岂不是很美？

　　《国色芳华》的美感是偏于表面和瞬间的感受，不大具有连续性和历史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欣赏它悬浮的美感，却很难为这种美感找到事实的合法性与历史的对应性。可以想象，《国色芳华》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后续还会有很多类似作品出现。将美感作为盾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多个方向的利箭，就要看这块盾牌做得有多厚实了。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