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艺创作生态，生成式AI在文学、绘画、音视频等领域催生出人机协同的新模式。国产DeepSeek通过大模型技术推出创作辅助工具，支持风格模拟、跨媒介内容生成等场景，应用于网文创作、影视开发等实践。其算法可解析经典文本实现风格迁移，或协助突破创作瓶颈，推动效率提升与形式创新。尽管AI为艺术创作注入了新的可能，但也在原创性、人文价值、产业生态等多维度引发了担忧，人类创造力与机器智能如何互补共生？光明网就此邀请专家学者展开讨论。

　　作者：陈荣钢

　　今天，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完成任务的能力有目共睹，普通用户已经可以在家用设备上轻松利用人工智能完成信息检索与处理、数学与逻辑问题、编程等任务。针对技术性任务，人们很少质疑人工智能完成技术性任务的效力，这项新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边界，隔三差五就能带来更大的惊喜与震撼。这也带来了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劳动的担忧，但这种担忧并不新鲜，而是深嵌于技术演进史的血脉——从蒸汽机取代手工业者，到机器人接管流水线……每一次工具革新都伴随着劳动价值体系的重构和恐慌。然而，当代焦虑的独特性在于，当AI开始介入语言创造这一文明核心领域时，其文本生成能力正在解构写作行为的本体论意义：当AI成为文字生产的主体，人类是否还能保持创作的主导权？文艺创作行为的本质属性——独创性、情感投射和思维过程——又将如何界定？语言作为人性载体的功能会否异化？这些存在主义追问虽被技术实用主义的喧嚣所遮蔽，却构成了理解智能文明转型的真正密钥——当机器能够模拟人类最本质的符号创造能力时，人类引以为傲的理性、情感与创造力正面临本体论层面的解构危机。

　　2016年，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尚未投入应用。当时，美国马里兰大学英语系教授马修·科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出版了探究文字处理历史的媒介考古学著作《追踪变更：文字处理的文学史》（Track Changes: A Literary History of Word Processing）。作者认为，键盘让手远离纸张时，作者与语言基本构造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键盘成为主要写作工具后，手写的体验变少了。随着键盘的“正常化”“自然化”，作者逐渐习惯用键盘写作，把键盘作为身体的“第二自然”。而有的作者依然喜欢用纸笔书写，因为键盘打字的“确定性”反而给作者以“不确定感”，甚至失去了伴随手写经验的情感和审美，让自己不会写作了。这本书关切的问题预示了今天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隐忧，不过更加极致。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科申鲍姆重申了作者与写作技术的关系，并提出“文本末世”（textpocalypse）的概念——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写作行为的本质，导致人类文明核心的文字创造能力面临根本性重构危机。202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与写作的关系即将永远改变，这可能不会有好结果。”与键盘替代手写，或更早时期纸张的发明不同，人工智能“帮”作者写作会彻底改变写作行为，甚至改变启蒙运动以来对“人性”的定义。如果说键盘改变了作者的物理书写方式，那么AI则正在颠覆文字创作的认知范式——前者是工具迭代，后者则对创作主体产生了动摇。比如，在前人工智能时代，作者时常有意表达人类的残缺性和有限性。如今，这种“意图”在机器生成中不再重要。残缺、裂隙、不连贯、不一致是受训模型试图规避的属性，并且在这种规避的背后不是“意图”，而是一种交换回路。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不再只是电脑上的文件，而是一种数据类型（data type），它来自其他被算法操控的数据集（被一些作者戏称为“尸块”），生成的结果又返回受算法操控的交换回路。

　　为了阐述“文本末世”的核心观点，科申鲍姆提出了“灰色粘质”（gray-goo）的比喻。人工智能在数量和质量上改变了文本内容，读者的辨别能力也因无限文本生成而发生巨大变化甚至被削弱。这种担忧呼应了部分技术专家和技术哲学家的观点。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和谷歌技术专家布莱斯·阿卡斯（Blaise Arcas）提出了人工智能的“衔尾蛇语言问题”（Ouroboros Language Problem）：“当语言模型如此普及，以至于后续模型是基于其他模型先前输出的语言数据进行训练时，会发生什么？蛇吃着自己的尾巴，自我崩溃的反馈效应随之而来。”“衔尾蛇语言问题”实质上是“文本末世”的技术具象化表现，当模型基于自身生成内容进行迭代训练时，会产生“认知闭环”：初始数据偏差→生成内容质量下降→进一步污染训练数据→最终导致模型能力退化。其中的悖论在于，人们利用人工智能认识和塑造世界的频次按指数级增加，认识和塑造世界的能力却在削弱，因为人类在交出自己的一部分独特性的同时，人类语言开始半自主地演变。面对受训模型接受和产出内容的不断劣化，《自然》（Nature）杂志近期也刊文警示，“使用递归生成的数据进行训练时，人工智能模型会崩溃。”

　　诚然，“文本末世”的隐忧来自一种极为人文主义的视角，它将写作，乃至广义的文艺创作，视为“人之为人”的条件，也是一种个性化的私密行为。但新技术对人性的改变，总在它诞生之初最为明显。或许正如科申鲍姆所言，十年之后，当人工智能不再新颖，而是融入人类的认知与情感，区分“人类创作的文本”或“机器创作的文本”将不再有实际意义，因为人们不再在意。然而，人工智能对人类写作行为的改变，以及“文本末世”给我们带来的主要启发，恐怕在于它像其他技术一样，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唤起人们对人性的思考。“文本末世”的问题将同其他人工智能引发的问题，如品位塑造的同质化、创作者知识产权被侵蚀、技术的中立性迷思等，一起延续下去，成为除了技术本身之外我们需要关切的话题。面对技术与人性的博弈，我们不仅要加强技术伦理方面的约束，更要重建创作价值的评价体系——在机器高效生产的“内容洪流”中，守护人类精神的独特性。

　　（作者陈荣钢系厦门大学戏剧影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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