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均宇

　　艺术的起源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争议的哲学命题之一。

　　古希腊哲人率先提出“酒神精神”说，认为艺术源于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生命意志的狂欢式宣泄，这种非理性冲动通过舞蹈、音乐等原始艺术形式突破个体界限，与自然本体相融合。柏拉图则以“灵感说”将艺术创作神秘化，主张诗人是神灵凭附的代言人，在迷狂状态中回忆理念世界的永恒之美，这种观点将艺术本质归结为超验的精神启示。其弟子亚里士多德提出“模仿说”，强调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创造性摹仿，既再现事物表象又揭示内在规律，这种理性主义解释深刻影响了西方艺术理论两千余年。

亨德里克 • 戈尔齐乌斯经典版画作品《酒神举杯饮》

　　东方传统中，《礼记·乐记》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钟嵘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及至韩愈，则以“物不得其平则鸣”来类比艺术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提出了劳动起源说。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考古发现证实，原始舞蹈的节奏源于集体劳动的动作韵律，岩画图案记录着狩猎生产的经验传承，工具制造中对称形式的出现标志着实用向审美的转化。这种学说揭示出艺术与物质生产的共生关系：劳动不仅创造了灵巧的双手和发达的大脑，更在协作过程中催生出语言、巫术等精神活动，为艺术提供形式载体与表现内容。

　　从发生学视角审视，早期艺术活动始终嵌合在人类实践的整体结构中。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既是巫术仪式载体，也是狩猎经验的直观传授；《弹歌》中“断竹续竹”的反复吟唱，同步记录着制作工具的劳动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人类通过劳动实现“自然的人化”，审美意识便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中萌芽，艺术的多元起源最终统一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这种唯物史观既承认宗教、游戏等因素的催化作用，更从根本上确证，劳动实践是艺术发生的物质根基与根本动力。

　　如果承认艺术起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我们就可以说，从其滥觞那一刻开始，艺术本就应是来自大众、描摹大众并且属于大众的。我们今天讨论新的大众文艺，其实是回到了问题的本源。那么，纵观两千余年发展，我们进而可以发现，“大众文艺”始终围绕两大核心命题展开：一是文艺与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从《诗经》的“劳者歌事”到延安文艺的“深入群众”，再到短视频记录日常，本质皆是生活经验的艺术转化；二是文艺形态随技术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变革，从竹简到印刷术，从勾栏瓦子到元宇宙，媒介革命不断重塑表达方式。

北京国家大剧院对演出进行“8K+5G”直播图源。图源：中新网

　　溯源：从《诗经》采风制看古典大众文艺的萌芽

　　周代建立的“采风”制度，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系统化收集民间文艺的官方实践。据《礼记·王制》记载，周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一制度虽以“知政教得失”为初衷，却在客观上保存了大量劳动人民的创作结晶。如《魏风·硕鼠》以“大老鼠”隐喻剥削阶级，《郑风·溱洧》描绘青年男女的春日欢会，其语言通俗明快、情感直白炽烈，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尽管周代统治者对民歌进行筛选与修改以服务政治工具性，但《国风》中保存的160篇作品仍成为后世理解先秦社会生活的重要窗口，奠定了中国文学“观风俗、察民情”的底层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采风制度并非单向的官方主导，而是暗含“上下互动”的雏形。汉代延续此制设立乐府，唐代武则天、玄宗朝亦曾恢复采诗观风传统，这种以文艺为媒介的社会治理模式，既体现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乐治理念，也为后世文艺与政治的互动提供了范式。   

　　转折：唐代文学的大众化转向与文人自觉

　　唐代文学的繁荣标志着大众文艺从自发向自觉的跃升。初唐四杰打破六朝绮靡文风，将诗歌题材拓展至市井生活；中唐白居易、元稹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更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杜甫《三吏》《三别》以平民视角记录战乱疾苦，白居易《卖炭翁》直指宫市之弊，此类作品突破宫廷文学的浮华，将目光投向民间疾苦，实现了文艺创作主体的下沉。

　　唐代文学的市井性还体现在传播方式的革新上。敦煌变文与俗讲的出现，使佛教故事通过说唱形式走向大众；《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传奇虽出自文人手笔，但其情节曲折、语言浅近，已具市民文学特征。这种“雅俗共融”的特质，为宋元市井文艺的勃发埋下伏笔。  

　　嬗变：宋金词曲的世俗化与元杂剧的市民精神

　　宋词的发展轨迹清晰展现了大众文艺从士大夫书斋向勾栏瓦肆的位移。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叛逆宣言，标志着词体与市民审美的深度绑定；苏轼“以诗为词”拓宽题材边界，辛弃疾将家国情怀注入词牌格律，使这一文体在保持音乐性的同时承载更厚重的思想内核。

　　至元代，散曲与杂剧的兴盛彻底打破雅俗壁垒。关汉卿《窦娥冤》借市井女子之口控诉司法黑暗，马致远《汉宫秋》以历史故事隐喻现实悲怆，其剧本结构虽简，却因贴近民众情感而具有强烈感染力。元杂剧的“一人主唱”制与白话宾白，更凸显了面向市井观众的创作自觉。

　　这种传统这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得到了继承。乾隆年间的“花雅之争”，正是雅俗艺术博弈的延续——昆曲以典丽婉转的曲牌体被奉为“雅部正声”，却因过度雅化逐渐脱离市井审美；而弋阳腔、秦腔等“花部”戏曲以通俗直白的板腔体、充满烟火气的市井题材赢得大众青睐。及至徽班进京，采众家之所长，终于促成京剧的诞生。

　　由民间艺人主导的大众戏曲，对文人推崇的雅化艺术实现突破，正如元杂剧般回归到“立足现实、贴近民众”的创作路径。更晚近的例子，则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新龙门客栈》，该剧创新性地将电影叙事与戏曲程式融合，沉浸式的剧场体验，培育出新生代越剧“拥趸”，本质上仍是对元杂剧“面向市井观众”创作自觉的当代呼应。

　　经典化：明清小说的民间基因与文本升华

　　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化过程，本质是大众文艺经由文人提炼升华为民族精神载体的历程。《三国演义》《水浒传》脱胎于宋元话本，经冯梦龙、金圣叹等文人的增删评点，将民间叙事转化为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巨制。《红楼梦》虽为文人独立创作，但其对市井百态、家族兴衰的描摹，仍深深植根于民间生活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小说评点本的流行（如金圣叹批《水浒》、脂砚斋评《红楼》），开创了“作者-评者-读者”共同参与的文本再生产模式，这与当下网络文学的互动创作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重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人民文艺观的确立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提升至意识形态高度。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而创作”，倡导知识分子走出“亭子间”，深入群众生活。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以通俗语言反映农村变革，民族歌剧《白毛女》更通过民间艺术形式的改造，实现政治启蒙与审美普及的双重目标。

　　这一时期的文艺实践，既延续了《诗经》以降“观风知政”的传统，又以明确的阶级意识重构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为新中国文艺政策奠定基石。

　　新变：数字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景观

　　当下讨论的“新大众文艺”，虽仍方兴未艾，但至少已呈现出三大突破性特征：

　　一是创作主体全民化：短视频、网络文学、AI绘画等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普通用户通过直播、弹幕、二创等方式直接参与内容生产，形成“用户生成内容”（UGC）的爆炸式增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平权”。

　　二是媒介形态融合化：微短剧、互动小说、虚拟现实戏剧等新型载体，打破传统文艺的线性叙事结构。如抖音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以文物拟人化叙事引发文化认同，其传播效力远超传统文本。

　　三是审美范式交互性：从网络文学的“读者投票决定剧情”到AI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文艺接受从被动观赏转向主动塑造。这种“创作-传播-反馈”的实时闭环，正在重构文艺生产机制。

　　当前“新大众文艺”的讨论，既需继承《讲话》中“人民性”的精神内核，也要正视数字技术带来的认知革命。当AI可以模仿李白写诗、生成莫奈风格画作时，人类文艺的独特性何在？

　　答案或许在于：真正的大众文艺，永远是时代情绪的温度计、集体记忆的储存器，以及映射人性的风俗史。这一本质，从《诗经》时代至今，未曾改变。（王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