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小鱼

　　冯小刚导演的《向阳·花》在清明档上映，影片旨在展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然而，部分观众并不买账，认为影片情节悬浮、夸张，与现实脱节。这并非冯小刚首次面临此类质疑，此前他试水的网剧《回响》《北辙南辕》市场反响平平，还被网友吐槽“不接地气” 。

　　曾几何时，冯小刚凭借对都市大众生活的喜剧化刻画，精准拿捏普通观众的审美心理，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市场中脱颖而出。从备受欢迎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到红极一时的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冯氏喜剧成为了深入人心的品牌。但如今，一直“以观众为本位”的冯小刚，却与观众渐行渐远。他作品的起伏，也为当下文艺创作者带来诸多思考。

　　探寻冯小刚电影变化的根源，绕不开其作品的精神渊源——“王朔主义”。回顾那些经典贺岁喜剧，“王朔主义”功不可没。但冯小刚并未传承王朔反讽叙事的精髓。以《甲方乙方》为例，影片对葛优饰演的姚远所做的“好人好事”全盘肯定，对主人公帮助分居夫妻圆梦这种俗套又煽情的情节毫无反讽之意。王朔的反讽精准地戳中了时代痛点，在消费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下，公众深感“信仰失落”；而冯小刚只是将人物的道德感隐藏在玩世不恭的对白背后，没有进行精神层面的深度挖掘。

《甲方乙方》剧照

　　可以说，“王朔主义”成就了冯小刚电影，却也掩盖了其价值观上的空虚与苍白。这一问题在《天下无贼》中尤为突出。刘德华饰演的王薄拒绝偷盗集团拉拢，决定“洗心革面”。为解释这一转变，冯小刚塑造了农民工“傻根”这一形象，他坚信“天下无贼”，成为王薄转变的价值动力。然而，“做善事”过于抽象，难以让人信服，暴露出冯小刚在脱离“王朔主义”后，为人物行为辩护的能力缺失。

　　实际上，无论是《1942》《集结号》这样的商业大片，还是《非诚勿扰》系列爱情小品，冯小刚一直在努力理解、亲近大众，试图打造能表达公众建构性理想的类型电影。但价值层面的空虚与混乱成为阻碍。就像《非诚勿扰》中秦奋追求笑笑，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为解决世俗问题，一部不相信爱情的爱情电影，尽显冯小刚的创作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向阳·花》呈现出矛盾的状态也就不难理解。冯小刚对公共舆论热点和百姓生活痛点依旧敏锐，影片聚焦女性力量与互助，提出“善良者如何在现实中求生存”这一易引发共鸣的问题。但影片中价值空虚、混乱的问题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放大。

　　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和兰西雅饰演的黑妹出狱后想重新做人，却找不到出路，甚至假扮警察去狱友老家骗钱。经过思想斗争，她们不仅放弃骗钱，还捐助老人。影片试图展现人性复杂，可问题随之而来：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那又是什么支撑她们选择善良？答案竟是空洞无力的“想做个好人”。

　　这种逻辑漏洞在影片结尾愈发明显：为何高月香不砸伤偷盗集团“老爹”，他就无法被绳之以法？为何高月香第二次出狱后轻松拥有洗车店，此前却四处碰壁？孩子抚养权这一核心矛盾为何在高月香第二次入狱后自动解决？这些表面上是叙事逻辑问题，实则反映出导演未能建立起新的公共愿景表达。

　　电影中温暖底色的女警曾是弃婴，高月香和黑妹能得到她的帮助只是因为她碰巧是“好人”，这样的设定难以给观众带来鼓舞。曾经在“王朔主义”加持下的冯氏贺岁喜剧，本质上是解构、否定性的文化。在特定语境下，它能产出有吸引力的文本，但如今，王朔小说的语言游戏和冯氏喜剧的嬉皮笑脸，都已与时代脱节，无法准确描绘当下生活。

　　从这个角度看，冯小刚的电影或许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在《向阳·花》中，高月香与黑妹们面临的贫困、司法等问题，比影片中的感人、励志情节更值得关注，更应成为影像叙事的核心。对于走向共同体文化复兴的中国社会而言，文艺创作者需要与现实紧密相连，提出更贴近生活的正面建议，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观众的作品。（余小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