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馨儿

　　随着电视剧《借命而生》的收官，一场横跨了20年的疑案终于水落石出，剧中人的命运底牌也纷纷袒露在了观众面前。

　　《借命而生》改编自作家石一枫同名小说，文学性为剧集提供了跌宕的情节和深刻的内涵。在影视化的过程中，主创的改编手法及创作风格，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倾向性。小说中的导火索是一桩被误会的偷窃案，剧版将其升级为更具戏剧张力的、被嫁祸的命案，但并未由此展开残酷、煽情的叙事场面，反而淡化了小说中一些较为尖锐和拧巴的部分，通过对人物、情节、画面镜头的设计，凸显了普通人在遭受命运拨弄时人性温度的那一面。这份对具体的人的体察与展示，犹如破雾而出的光辉，烛照善恶。

　　人的多面性如命运般不可预测

　　作为一部悬疑剧，《借命而生》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之处。在整体上较为缓慢的叙事节奏中，人物构成了贯穿剧集的主要悬念，人的多面性正如命运一般不可预测、吉凶莫辨。

　　灵魂人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由秦昊饰演，秦昊用平实、内敛、准确的表演，塑造了一个正义、良善，却总不被命运成全的昔日警校精英形象。杜湘东最初的登场，是不得志但守底线的“落难”处境。徐文国和姚斌彬兄弟俩的到来，彻底改写了杜湘东的命运。他的直觉令他对这两个嫌疑人产生同情和欣赏，他的专业素养也使他始终保持怀疑和戒备。

　　秦昊展现着生活化的言谈举止，但通过眼神的刻画，来塑造杜湘东的情感起伏和复杂心态。例如他首次从押送的刑警口中听到徐文国和姚斌彬疑犯命案时，通过眼神的“微相”表演，层层揭示人物的内心变化：从惊讶震撼，到消化信息，到心不在焉地回应同事，再到对徐文国兄弟探究地审视，警觉地逼视，眼神逐渐凌厉，面部表情却没有变化。秦昊准确地展现了静止的外部动作下丰富活跃的内心世界，并符合人物应有的厚度和深度。杜湘东对徐文国兄弟的关照，以及对追凶和纠错的执着，源自于他内心对公义的信念，这使得他20年来能够抛却小我的得失，为一份不知道何时能降临的审判孤注一掷。这一人物形象阐明了《借命而生》的深层内涵，如故事结尾所言，“我们为之战斗过的东西，会在不经意间，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突然发光。”

　　韩庚饰演的徐文国和史彭元饰演的姚斌彬，在剧集的前期展现出亦正亦邪的特质。徐文国木讷、克制，但偶尔展露的狠绝，使他看起来像是在隐忍不发。姚斌彬于阴郁中显露出惶恐，与徐文国的眼神交流中，像是依赖，也像是在密谋。随着剧情的展开，兄弟二人的身世和经历逐渐分明，被陷害的过程逐渐清晰，也就越来越赢得观众的同情。徐文国素质高、重情义，也有手段，虽被迫卷入了不幸的命运中，却一直坚韧不拔，最终才能实现从逃犯到企业家的“逆袭”。姚斌彬是个潜心钻研技术的青年，底色善良、孝顺，但是易冲动、小心思多的性格弱点，使他被恶人操纵和挑拨。最终，他为了替徐文国争取逃跑时间而选择牺牲自己，使得这个本就蒙冤的形象增添了不少壮烈的悲情色彩。

　　杜湘东、徐文国、姚斌彬三人之间充满变化的动态关系，夹杂着人性与道义、情感与法理的纠葛，构成了该剧最值得回味的部分。

　　通过情节改编讲述命运悲剧

　　《借命而生》以悬疑刑侦为外壳，内核却并不局限于正邪双方的殊死较量，而是试图通过细腻的描绘，慢慢地将观众带入到人物所处的情境中。

　　原著小说中，“抓逃犯”成为困住杜湘东半生的执念，即便到了最后，当年的嫌疑人在法律层面上已经无罪，杜湘东依然紧盯不放。造成杜湘东如此偏执的原因，在于自己一时失察，成为两个逃犯越狱中的一环，他从此蒙上污点，失去理想的工作机遇，终身怀才不遇。带着成为刑警的自我期许，以及蹉跎半生的憋屈，杜湘东以自己的人生为赌注去追查逃犯。

　　电视剧弱化了小说中性格悲剧和时代悲剧的成分，将整个故事讲述为一段命运悲剧。有计划的越狱被改编为因车祸造成的逃狱，徐文国兄弟在偶发事件中一念之差，决定夺枪逃跑。这种改编处理，用境遇选择置换法律底线，调整了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图，人物的定性直接作用于观众对他们的认同感。另外，姚斌彬案翻案后，杜湘东因在这桩案件中的表现受到了认可和补偿，他得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进入刑警队工作的机会，但杜湘东却拒绝了，继续留在深山中的看守所任原职。因此，杜湘东在整部剧集中的动机，不是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也不是性情人格上的“钻牛角尖”，而是成为一种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小说中尖锐的人物关系，被转化成对真相和公平的执着，凸显了一种理想主义的高贵精神。

　　另外，小说中杜湘东对徐文国兄弟的体恤之情，在电视剧中被放大，并始终贯穿。杜湘东给他们带饭，帮行刑前的姚斌彬系好防污绳，多年来始终照顾姚斌彬的寡母，不但刻画了杜湘东的有情有义，也为他最终冒着巨大风险揭发真相埋下伏笔。

　　爱情戏份在电视剧中占据了一定的篇幅。杜湘东与妻子刘芬芳的相濡以沫，徐文国与孙永红的初恋悲剧，都被着意强化，为悬疑剧的冷冽叙事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也凝聚为人物苦难命运中的美好的象征。

　　相比于小说中始终不理解杜湘东，希望他调回城市工作，也曾怂恿他辞职“下海”经商的刘芬芳，剧中由钟楚曦饰演的这个角色则更接近一种男性心目中理想伴侣的形象：美丽、飒爽、坚韧，对丈夫全心全意，默默托举家庭，扛下所有压力。而刘芬芳因孕期大出血而死，则深化了“世间好物不坚牢”的遗憾之意。徐文国与孙永红之间的情感羁绊，不但是人物对纯真年代的追抚和缅怀，也构成了推动剧情的内在力量。前期唐尧鑫为了抢夺孙永红而构陷徐文国兄弟，后期孙永红大义灭亲供出唐尧鑫的罪证，形成了宿命般的叙事闭环。

　　当然，爱情场面对于很多悬疑剧受众来说，不尽符合他们对整部剧的预期，也的确导致侦破和解密的节奏变得拖沓，甚至有给情节“注水”之嫌。能够感受到的是，主创希望通过对爱情场面渲染，在整体较为灰暗的故事走向中给予人物些许美好的亮色。然而这些段落所带来的情感陶冶或氛围营造等艺术效果，并不能弥补剧作在悬疑叙事方面的不足，进而直接“兑换”为观众的满意度。更何况，刘芬芳与孙永红原本应有的个性和复杂性，在剧中的刻画尚不充分，人物主体性不够强，还是以男性人物的“挂件”或“战利品”作为定位。

　　是选择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还是选择描绘一幅厚重丰满的命运长卷？《借命而生》主创们或是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如何平衡好类型创新和观众口味，如何更本质地抓住悬疑剧集的核心创作部分，如何适应和引领当前电视剧市场的发展现状，对于每个剧集创作者来说，向来都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悲悯而克制的艺术风格表达

　　《借命而生》的声画质感颇具格调和意蕴，导演陆川力求整部作品在视听艺术方面的品质感。细致的时空环境，克制的表演调性，简练的几何构图，精准的运镜调度，灵动的细节意象，抒情的配乐选曲，构成风格化却不失真实的表意系统。这一系统，结合叙事的视点和顺序来看，整体上产生一种悲悯而又克制的“上帝视角”，既让观众沉浸到一段历史中的宿命，又不时地抽离、跳出，避免过度煽情。

　　剧中多次出现俯瞰视角下的“巴南地区”（实际取景地为乐山市沐川县）山景，航拍镜头中的峻岭、密林、水库、厂区，将人物衬托得越发渺小，产生了巍峨而无情的视觉意象，空间与人的关系，可联想类比到宿命与人的关系。

　　演员的表演处理也指向同样的艺术效果。剧中几场情感表达的重头戏，都采取了较为克制的呈现。例如姚斌彬枪决前夜与母亲诀别的场面，主要表演内容是艾丽娅饰演的崔丽珍凄惶、焦急地穿过重重铁门，姚斌彬做出了含泪抬头的反应。接着崔丽珍短促地唤了一声“儿子”，姚斌彬崩溃着下跪。演员情感饱满的表演，在有限的篇幅中形成简洁有力表达效果。还有多年后杜湘东得知姚斌彬被冤的真相后，极度痛心和愤怒的表演段落。从人物情绪爆发掀了桌子开始，之前的中景拍摄切换为全景拍摄，秦昊的怒吼、掩面、捶打等发泄性的动作，因为拍摄视点的远离，被纳入到街景的整体画面中，显得徒劳无力，甚至有些荒诞。这些处理方式，呈现出作品对复杂性的追求与尝试，构成了《借命而生》独特的艺术风格。

　　（作者系戏剧与影视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