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昱宁

　　如今的影评已经很难不受到票房或者社交媒体评分的干扰——那些来自别人的反应，会让人怀疑自己跟他们看的，究竟是不是同一部片子。从去年的《老枪》到今年的《大风杀》，都是让我忍不住要对着空旷的观众席（宛如面对风车的堂吉诃德）喊一声“好”的片子。也许它们都因为某种正在消逝的审美趣味而站不上时代的浪头，但趣味这玩意儿终究是一个循环。浪潮冲刷过一轮之后，重新被卷回沙滩的一定是质地精良而独特的作品，我相信《大风杀》会在里面。

　　那就排除干扰，看看《大风杀》好在哪里。

　　有人说好在剪辑节奏利落硬朗，好在影像和音效的表达风格化。都对，但都没说到关键之处：《大风杀》讲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好故事，并且元气充沛，将高强度高水准的状态一直进行到底。

　　故事的时间设定在经济秩序处于变革进行时、全面禁枪即将实施的1995年，空间的设置则更为刁钻：人口稀少、警力匮乏的西北小镇茫崖，被四十几个悍匪占领。他们切断对外的通讯（在没有手机的时代要做到这一点比现在容易），是因为有一大笔钱分散藏在小镇各处，需要赶在大风刮起（沙尘暴）之前按图索骥，携款远逃。这是西部片、犯罪片甚至悬疑推理片最典型的封闭环境模式。

　　与世隔绝，风声呼啸，窗户上的剪影，被铁丝勒住的脑袋上露出的惊恐的眼睛。我们随手就能在《七武士》（1954，黑泽明）、《八恶人》（2015，昆汀·塔伦蒂诺）、《双旗镇刀客》（1991，何平）甚至《捕鼠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舞台剧）的封闭空间里，找到类似的氛围和元素。很多人在片中看出向《让子弹飞》致敬的痕迹，但我觉得至少在前半部分，《大风杀》更像当年的《无人区》——那是宁浩的作品里我最喜欢的一部。

　　小镇派出所出去送信的警察给“原样”送回，头上有弹孔，胸前挂着对讲机——匪首在交响乐中向警方叫嚣，更是向一众手下以及小镇里的百姓喊话：“我先办我的事儿，你管好你的人。”

　　力量对比的悬殊清清楚楚：派出所里只剩下三名警察，其中一老一少缺乏战斗力，唯一有军事经验的夏然（退伍老兵）又背负着当年战场上整支队伍只剩他一人的心理阴影。此外，还有一个因为纠纷被暂时拘留的牧民多杰。几乎从所有角度看，胜负都没有悬念。

　　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确实还存在一个几率非常小的角度：等待对方黑吃黑。夏然知道自己不是超级英雄，惟一的机会是敌人的内讧，所以，在直面匪首赵北山时，那一句灵魂拷问就是他手里惟一的牌：

　　“你就这么肯定他们会救你？”

　　辛柏青饰演的赵北山，在这场戏里的微表情与台词的搭配，到了如有神助的地步。那微妙的、不易觉察的“心头一虚”，流露出赵北山深藏于肺腑的恐惧。是的，匪帮的内讧不仅可能——而且已经发生。

　　编剧为内讧设定的先决条件是合理并且反讽的：赵北山入狱三年，以假死计越狱（这回致敬的显然是《基督山伯爵》），药量却不小心翻了两倍。所以全片第一场戏就是匪帮找来医生救大哥，心电图刚恢复一点儿生机，医生就被迅速杀害——快得不同寻常。你可以说这是灭口，也可以多少窥见匪帮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也许，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大哥能活过来？

　　至此，匪帮的结构渐渐在我们眼前复杂起来。编导刻画得很简洁也很耐心，无一处闲笔：早在大哥昏迷时就跳出来当出头鸟的“叛徒”曲马多，当然被第一个干掉，但通过这一回图穷匕见，几个头目互相之间也看清了心思，知道大哥的凝聚力已经今非昔比。新一代的“匪徒”更像是项目制的雇佣军，不再甘心接受层级森严、“按月领工资”的管理模式。

　　赵北山的老婆李红，原本想“去深圳”远走高飞，被匪帮胁迫交出记录藏钱地点的账本。自始至终，她都是这场利益之争的局外人：她不站赵北山也不站他那些兄弟，她要的不是钱，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也正是这一缕“不和谐音”，最终变成了促使事件转折、改变力量对比的一枚炸弹。

　　旁观的“群众”里也不乏想趁乱渔利的。洗浴城老板挖出一笔钱，当作投名状来要求入股。赵北山一脸鄙夷，要老板说说他想投奔的“大哥”究竟叫什么名字。老板自作聪明，先说大哥肯定不是曲马多，旋即说那是一个叫“会计”的人。此言一出，赵北山和“会计”同时变脸，前者证实了自己的江湖威名不复存在，权力早已架空，后者则预感到这句话即将为他引来杀身之祸。

　　“会计”终究没逃过这一劫，但他临终前要狙击手“舌头”捎给老大的话，道出了赵北山真正的困境：

　　“里面三年，外面恨不得过了三十年，现在谁都不能信了。”

　　波谲云诡之间，新的平衡很快达成：偌大一个匪帮，真正对赵北山忠诚的只有“灰狼”和“舌头”，所以正反双方的核心人数之比，其实是一个幽默的平局。

　　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再经过几轮攻守转换、战损消耗，决战必然发生在夏然与北山之间。他们互为猫鼠，彼此封锁，形成的正是本片英文标题所指涉的结构：Trapped，困局。

　　如是，本片的主旨早已从类型片的警匪对决，演变成在设定的极端环境中对权力结构的隐喻与拆解。不少人因为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把《大风杀》看成是90年代经济转型期的镜像，我觉得这固然没有错，却未必需要如此拘泥。

　　古今中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基于复杂人际关系所形成的困兽犹斗。封闭环境里的一群人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排列组合——《大风杀》的好，是在两个多小时里，以很高的叙事效率，在这些组合里选择、推演、拼接，继而生长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故事。

　　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个故事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现实镜像，大到国际风云，小到办公室政治。

　　如果阅片量足够多，那《大风杀》这样用类型片外衣包裹文艺隐喻内核的故事肯定也算不上新鲜事物。让我印象更深刻的其实是它的完成度，是编导将一个好故事讲到底的能力。

　　无论是镜头的调度、剪接的节奏还是近年在电影中少见的表演状态和台词质量，都是那么饱满，那么自信。尤其是对话的“咬合度”和台词中携带的“单位信息量”,都是国产片里少见的——这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理解门槛。

　　主创们个个都知道这部戏要的是什么，能做到什么地步，这种坚决的态度贯彻在每一个细节里。这个其实很文艺的故事并不显得有多“装”，因为这个故事里铺满了“戏肉”，人物没有时间盘桓、叹息，导演也没有时间多给空镜头。

　　比方说，众所周知，在国产片里，好人通常比坏人更难写，更容易落入窠臼，但《大风杀》里的两个好人，两种牺牲，都努力站在了窠臼之外。

　　老警察左罗落入匪窝，听到闯入隔壁的夏然暴露行迹、正在遭受围捕的消息，便用孱弱的身躯拖住赵北山的时间。在那一刻他原本黯淡的眼神突然发亮，佯装要回答对方最关心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增援？”），但他说出口的，却是必然换来一枪的“扯闲篇”：

　　“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做贼？”

　　这一刻，我仿佛听出了《落水狗》或者《低俗小说》（昆汀·塔伦蒂诺）的调调。

　　小警察简宁中弹，临终执念的是“如果枪口还指着他就不会是这样”以及“我是不是要死了？”。

　　“是的，”夏然哽咽着说。

　　“你可真会安慰人。”

　　这些对英雄的塑造，都是反常规，反套路的，它坚决地放大了英雄生而为“人”的那一面，让警察的平凡、无助与其行为本身，构成动人的反差。

　　关于《大风杀》后半段的剧情逻辑是否有明显的瑕疵，坊间存在争议。对此，我想说的有两点：

　　首先，在我看来，影片中所有的人物行为逻辑都有明晰的发展线条，也都有扎实的文本铺垫。比如说，赵北山为什么会在已经挖出大部分钱款的情况下，还下达“攻打派出所”的命令？真的只是为了抢回搁在派出所的两笔钱吗？

　　当然不是。此时的赵北山，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到哪里找钱”变成了“我还是不是大哥”，或者“队伍还好不好带”的问题。他的如意算盘是，通过主动发起一次“战役”，在聚拢人心、清除异己甚或借刀杀人之间，他总能达成一两项KPI。只不过，不出“会计”所料，这三年的牢坐下来，世界变了，人心也变了。雇佣兵们再也不会对大哥的PUA言听计从了。

　　同理，李红的结局也好，那场席卷了人和钱的大风也罢，前面都埋着工工整整的伏线，遵循着纹丝不乱的戏剧节拍。我没有看到哪一场戏、哪一个人物是荡在半空中的。作为编导的大银幕首作，能达到这样的成熟度，不容易。

　　其次，还想多说一句的是，在我看来，评判一部文艺作品的逻辑是否成立，是要从两种维度来同时考虑的：现实逻辑与戏剧逻辑。两者有统一但也有互相抵牾之处。一般而言，后者如果能在设定条件下完美闭合，则其重要性往往大于前者。

　　如果把这两种逻辑看成两幅图像，那么，在一定的精度之内，它们可以做到一致且平衡——《大风杀》就 属于这一类。如果你一定要把精度同时调高，超过合理范围，再来寻求两者之间的高度统一，那就既没必要，也无可能了。

　　举个例子，在戏剧逻辑中，片中把钱埋在小镇各处的设定是整部戏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也是大体符合现实可能性的情节——毕竟这个小镇行将废弃，人口也不多。但是，如果你非要在看完整个故事之后追问一句“难道这三年里老百姓自己不会无意中挖出来吗？”，那我只能认为，这是看不懂戏——也不想看懂戏的“何患无辞”。很大程度上，这是在用“票房成败论”来倒推电影的缺陷（并不是说这部电影没有缺陷的意思），有点像赵北山那句意味深长的词儿：

　　“我不在乎命，也不在乎钱，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乎什么，我甚至都不在乎我不知道。”

　　（作者系翻译家、作家，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