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珊   

　　不久前播出的《黑镜》第七季第三集《梦幻酒店》颇受好评，这一集出自一位中国导演Haolu Wang（王昊鹭）之手。在《黑镜》这部全球知名的科幻剧集中，中国导演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并且，王昊鹭的职业生涯经历过一次巨大的调整。她以投资银行员工的身份通过自学跨界，进入电影界顶尖学府，成为了一名导演。

　　出于对她的好奇，我看了许多关于王昊鹭的周边。其中一篇专访提到一些对她影响很大的文艺作品，如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黑白电影《假面》、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樱桃的滋味》等。

　　此文主要谈谈看完《樱桃的滋味》之后的相关思考与感受。

　　生与死带着死亡的念头出门，却满载着桑葚回家

　　《樱桃的滋味》叙事十分简洁。

　　电影开始时，主角巴迪驱车行驶在德黑兰的街道上，一个接一个询问着路人。车子渐渐驶出德黑兰的城区，驶向干旱、尘土飞扬，到处是建筑工地和推土机的郊区公路。

　　在遭到几次拒绝后，有三位乘客上了巴迪的车。第一位是少年库尔德士兵，第二位是来自阿富汗的中年神职人员，第三位是来自土耳其的老人巴德瑞，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工作。

　　当巴迪道出“自杀后需要一个人把他埋葬”这一要求后，年轻士兵被吓跑了，神职人员试图劝说他不要自杀，而土耳其老人巴德瑞向巴迪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年轻时的巴德瑞也曾想过寻死。一天早晨他离开家人来到桑葚树下准备上吊自尽，绑绳子的过程中捏碎了桑葚。巴德瑞坐在树上吃起桑葚，他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桑葚。太阳升起，阳光洒满大地，上学路上的孩子在树下恳求他摘桑葚。被触动到的巴德瑞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反而摘了一堆桑葚想带给家中的妻子品尝。巴德瑞继续给巴迪碎念世间美好的滋味，并询问巴迪，你愿意放弃尝试樱桃的滋味吗？

　　巴迪将巴德瑞送回博物馆后，一个人在夕阳中坐到天黑。夜晚，他独自开车来到樱桃树前，躺在自己挖好的坟墓里，仰望着茫茫夜空，影片戛然而止。

　　随后，出现片尾，导演阿巴斯和片场工作人员在同一地点出现，电影中光秃秃的山坡如今草木丰茂，饰演巴迪的演员赫玛永·厄沙迪点燃并递给他一支香烟，坟墓旁的樱桃树开满白花。

　　这段模糊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结尾是阿巴斯在正片拍摄完成后苦等一年补拍的。虽有争议，却体现了阿巴斯对电影的看法。他认为电影应基于真实，发现寻常生活的不寻常之处，并且不带预设地邀请观众参与到电影中来，不断提出问题，但不给出答案，让观众思考、猜想、建构属于自己的故事。电影是诗，是棱镜，是虚构的艺术，是缓慢而平稳的生活节奏，是开放、模糊、困惑与模棱两可，甚至是一种“未完成状态”。

　　困顿与突围简单故事背后的深层隐喻

　　阿巴斯是伊朗新浪潮电影开创者、诗意电影大师，一生拍摄了22部电影，受到黑泽明、戈达尔等电影巨匠的一致推崇。1997年，阿巴斯凭借《樱桃的滋味》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之后，他拍摄的《何处是我朋友家》《橄榄树下的情人》《随风而逝》等作品均斩获国际大奖。

　　阿巴斯的电影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例如贴近现实的纪实手法，使用大量素人演员，细致打磨富有哲理的对白，善于探讨人类情感和生死哲理等主题，既有诗一般的叙事和思维方式，又有摄影作品般对细节的精准记录。

　　《樱桃的滋味》通过大段长镜头串联起关于生死的宏观命题，充满哲学思辨。影片以巴迪的行为动机作为牵引观众的悬念，没有交代巴迪为何要自杀，也没有交代他是否成功。电影从头到尾讨论的并不是如何自杀，而是刻画一个带着自杀念头的中年人在不断寻找生机路上的困顿与犹豫。

　　细节处不难发现，巴迪有大把机会可以选择死亡。例如，驾车跃下山崖，跳进采石场的巨型机器中，但是他没有。

　　三位配角的设定也颇有深意。首先是库尔德少年士兵。库尔德人是现今世界上没有形成国家的最大民族，多年来他们一直努力寻求自治却未能成功。在电影中，库尔德少年士兵对于帮助巴迪无能为力，因为自身尚未强大，所以最后落荒而逃。

　　阿富汗青年因战乱选择离开家乡来到伊朗求学，坚持信仰并一心劝慰巴迪。然而，信仰悖论无法解释罪恶究竟是什么，最终，二人无法达成一致认同，劝解无法奏效。

　　巴德瑞的生活阅历最为丰富，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巴迪。

　　加上巴迪，这四个角色从少年的困苦到青年的执着，再到中年的迷茫，最后归于老年的醒悟。他们还有更深层次的暗示，代表着军队的库尔德士兵，代表着宗教的阿富汗神职人员，代表着文化的土耳其教授，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伊朗波斯人，他们和巴迪一起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伊斯兰国家。

　　开着路虎住着高等公寓的巴迪是明显的中产阶级，而这个产生轻生念头的中产阶级巴迪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在经济发展进程之中遭遇困局的伊朗，如不尝试突围则会被累累黄土所掩埋。

　　军事、信仰和文化，何种因素能帮助伊朗突围？阿巴斯最终将答案留给观众。

　　镣铐与起舞伊朗电影令人惊叹的创作能力

　　电影最后没有直观表现巴迪的生死，客观原因是伊朗电影中不能出现自杀内容，这不得不说到其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

　　伊朗的电影审查条例，严苛到可以称为“艺术绞刑架”，如不得违背伊斯兰教原则、禁止女性角色在银幕上摘下头巾、禁止用艺术手法向观众展示社会腐败堕落、作品隐喻女性权益缺失就要被判监禁和鞭刑等。

　　尽管创作环境如此窒息，也存在不少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伊朗电影仍大师不断，佳作频频，通过儿童题材《小鞋子》、喜剧题材《出租车》、家庭片《一次别离》等作品，多次获得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种在限制中迸发的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照，为中国当代电影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带着沉重镣铐的伊朗之所以能够在电影创作中大放异彩，首先得益于伊朗悠久的民族历史与深厚的文化沉淀，并较早接触了西方电影技术。早在1906年，尚处在卡扎尔王朝末期的伊朗就建造了对国民开放的电影放映厅。1980年代中期，伊朗电影经历伊斯兰革命的低谷后开始恢复元气，一方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巴列维时期储备的“人才红利”——第二代导演群体进入创作黄金期，优秀电影层出不穷。

　　其次离不开创作者抓住“戏核”的能力。严苛的审查制度让导演们另辟蹊径，更多去关注如何讲好一件简单的小事，从普通人、平凡事中，温和地、通俗易懂地挖掘出人类最普世、最深层的情感。写作者为了让故事好看，往往会以创作“与日常平淡生活体验形成对比的刺激冲突情节”为目标去吸引观众，如现在大行其道的悬疑剧。但是，冲突事件只是社会议题当中的表象，好戏归根结底是写好人与自我的冲突。

　　最后是电影创作手法上的独树一帜。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公开采访中曾说：“在伊朗，导演们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我们在努力寻找新的创作手法。”伊朗电影语言简洁、细腻、朴实，通常以普通人尤其是贫困阶层的“小故事”反映伊朗社会的深层现实，与部分西方电影过度依赖暴力场面和色情元素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在艺术上，伊朗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实，影片往往大量起用非职业演员，没有流量明星，不造作，不雕琢。（王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