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涯涯

　　都市剧《绽放的许开心》直击当代社会两大痛点：单亲家庭困境与育儿焦虑，讲述了新时代单亲“二胎”妈妈许开心与前夫钱浩斗智斗勇，与单亲“二胎”爸爸梅程奕相知相守的故事。从女主角的名字，到整体色调，该剧都笼罩着童话般的朦胧滤镜，比如许开心的蛋糕店、充满生活气息的小房子，无不迎合着大部分女性观众的审美，呈现出一种温馨美好的生活图景。

《绽放的许开心》剧照

　　这层温情脉脉的童话滤镜，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缓解女性对离婚的恐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制造了一种幻象：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在离婚后活得如此光鲜亮丽，也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如大米小米一样聪慧机敏，更不是所有假闺蜜都会如胡小娇那样轻易被骗、最终沦为滑稽丑角。当许开心在剧中无往不利时，现实中仍有无数女性在为抚养费奔波；当渣男如钱浩沦为笑柄，现实中不少“软饭男”却凭借各种手段上位后活得潇洒自在。

　　我们能在剧中看到导演对女性离婚后的生活的美好愿景和理想化书写，能看到该剧对都市生活的解码和重构，但也看到为了支撑这些唯美泡沫而刻意催生的狗血剧情——诙谐中掺杂虚假，虚假中带着可悲，可悲中又有点“可爱”。

　　理想主义与存在焦虑

　　近年来，离婚率持续攀升，单亲妈妈、单亲爸爸群体不断扩大。从人物身份设定不难看出，《绽放的许开心》努力与现代观众建立心理同构。它既呼应“独立女性”的精神气质，又试图弥合生育恐惧和生产损伤在现代女性心中造成的裂痕。然而，这种有意识的欲盖弥彰，反而凸显了都市人物的现实焦虑与存在焦虑。这一点，恰是当代都市剧的集体病症，即它既渴望回应时代命题，又恐惧直面现实的狰狞面目。不过，脆弱的直面和虚假的审视，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逃避。

　　在导演精心调制的糖果色美学中，励志和阳光成为主基调。导演似乎有意省去了许开心的沧桑疲惫、刻薄憔悴的一面，只描绘衣着光鲜、妆容精致、充满都市成功女性靓丽与青春气息的形象。这种刻意回避与高饱和色彩的视觉修辞，无时无刻不在传达着：“只要女性保持微笑，生活终将报之以歌。”这恰恰暴露了创作者对单亲母亲生存现实的认知盲区。用童话滤镜遮蔽了现实的棱角，将个体奋斗包装成破解存在焦虑的万能钥匙。导演执着于捕捉女主回怼“渣男”、收获幸福的“爽文”瞬间，却对眼角日渐增加的皱纹、鬓角增多的白发选择性失明。许开心自幼便与“虽是大姨但胜于母亲”的丽丽姐相依为命，这种深厚的情感羁绊与女性互助力量本应成为她性格的重要底色，然而编剧却将其简化为推动剧情的背景板——每当困境来临，丽丽姐便化身为功能性的“救火队员”，帮助许开心照顾孩子、处理家务。导演回避了原生家庭缺失可能带来的复杂心理投射，也消解了单亲家庭代际支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

　　更值得玩味的是，剧中许开心遭遇的苦难叙事始终停留在语言层面。她的种种困境如同精心设计的台词脚本，通过人物之口符号化地倾倒给观众：育儿压力化简化为停缴补习班费用，财产分割的不公变成归还房子的争吵。这种将沉重生存压力简化为轻飘飘语言符号的背后，折射出社会对“独立女性”“单亲妈妈”的理想化想象。观众在许开心选择租房、在地铁口卖三明治等一系列行动中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生存智慧，而是经过优化的理想人物模板。不可否认，《绽放的许开心》让我们将视线聚焦于“单亲妈妈”群体，但部分实质性的集体诉求却被忽视——那些被省略的生育津贴申请困局、被模糊的职场竞争、被美化的跨代育儿矛盾，都在这种童话滤镜中被悄然异化。

　　诙谐平衡与认知偏差

　　钱浩作为“渣男前夫”的角色设定，既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创作团队对男性气质的匮乏想象。编剧有意将他作为许开心阳光生活的阴暗对立面，于是赋予他集嫖娼、算计、妈宝特质于一身的诙谐形象。他会用眼泪和伪装博取同情，也会因性无能而狂怒，男人的卑劣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当所有矛盾都归咎于个体道德缺陷时，真正沉重的议题——如离婚诉讼中女性普遍面临的财产分割劣势、单亲家庭的社会保障缺失等——就被遮蔽了，现实生活中的困境、纠结、矛盾等通通简化。再加上胡小娇的插科打诨，使得许多本该认真讨论的话题都被稀释成轻喜剧的调味料。我们无从得知胡小娇如何帮助钱浩骗走了房子，也不清除钱浩如何在胡小娇面前维持“亲爱的老公”这一体面假象，以他的自私懦弱，问题早该暴露，而非在再遇许开心后才被迫现形。显而易见，这些戏剧化的处理都依赖于观众“小三斗不过前妻”的前置观念。

　　剧中大米小米的“贴心”设定，则更暴露出创作者的认知偏差。他们能轻而易举地从爸爸那里获得高昂的补习费用，利用孩童的天然优势在成人世界里游刃有余。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圆滑世故，以及“假意亲近爸爸实则为了妈妈”的对家庭权力关系的精准操控，既不是儿童天性的自然流露，也不是现实早熟现象的合理延伸，而更像是成人世界功利性想象的投射。现实生活中儿童早熟早慧虽非罕见，但大米“超儿童”般的行为仍显得过于夸张。她和弟弟小米配合“作战”，利用钱浩的“重男心理”帮助母亲赢得伦理与财产分割的博弈，却也掩盖了儿童在家庭冲突中的真实焦虑。大米和小米更像是顺应成人意愿而行动的提线木偶。尽管他们总会不时表现出令观众眼前一亮的机智，但本质上仍是服务于塑造许开心“开心生活”形象的工具人，其行为始终笼罩在童话滤镜之下。

　　女性重生与道路选择

　　在诸多要素交错的剧情中，《绽放的许开心》不乏积极的尝试。这些创作闪光点虽未摆脱童话滤镜，却也为女性书写开辟了新的路径。梅程奕的岳父意图撮合他与二女儿悠悠再婚（梅的态度与岳父行为本身的争议暂且不论）。悠悠对婚姻的抗拒和坚持丁克的态度，恰恰反映了现代女性的真实心理：不愿套上婚姻和生育的枷锁，也不甘沦为孝道的奴隶，更想摆脱催婚催育的压力。她追求自由、无负担地人生，可以因陪伴父母而回国，但绝不会因父母的期待而结婚——这是她对自己身体和心灵支配权的宣示。近年来，我国丁克家庭逐渐增加，高知女性群体尤为显著。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教育普及与经济独立带来的认知觉醒，是女性对传统规训的反抗，恰如悠悠短发造型的灵动和洒脱，道出了众多女性的心声。

　　许开心与梅程奕因机缘巧合拿错行李箱的情节，不仅揭开了两人命运的羁绊，也坦荡地展现了该年龄女性的欲望需求。当许开心发现行李箱里的情趣玩具时，她展现出极强的心理韧性——没有大惊小怪，没有大呼小叫，也没有道德批判，只是淡定地要求在公共场合取回行李箱，以尊重的态度与梅进行沟通。这种去羞耻化的呈现方式，让长久以来被遮蔽的女性欲望得以在阳光下舒展。她会坦然与朋友谈论性，也会关注自身需求，她的态度消解了长期加诸女性身上的性羞耻，传递出女性应该向内自观，而非困于他人眼光。

　　失去房子后，许开心与丽丽姐一直租房生活。这一情节虽然着墨不多，却道出了现代人对居住方式的态度。在消费主义与数字技术的双重冲击下，在儒家文化“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千年回响中，有些人执着于叶落归根，将房产视为安全感的终极来源，甘愿背负贷款成为房奴；而另一些人，则如许开心和丽丽姐，在租来的空间里培育绿植、张贴手作年画，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们试图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即真正的归属感，不在一纸房产证上，而在于对生活的热爱与掌控之中。在租房渐成新常态的今天，或许我们都需要学会在流动中安放灵魂，在不确定性中修炼定力。毕竟，生命的重量，从来不是被房产证衡量的。

　　《绽放的许开心》如同一颗精心包裹的糖果，其甜美的童话外衣无疑为观众提供了短暂的慰藉。它勾勒了女性在困境中“绽放”的理想图景，触及了当代女性关于婚姻、生育、欲望与归属感的部分心声。悠悠的丁克宣言、许开心对欲望的去羞耻化表达，以及对租房生活的新诠释，都是难能可贵的闪光点，为女性叙事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

　　然而，这层过分唯美的滤镜终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尝试缓解现实焦虑的同时，也因对苦难的符号化处理、对结构性困境的回避，以及对角色（尤其是儿童）的功利性塑造，无形中消解了单亲母亲群体所面临挑战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剧中轻松化解的冲突和无处不在的“爽感”，与现实世界中缠绕于女性身上的道德困境、制度性不公和经济压力形成了鲜明而刺眼的对比。

　　该剧的成功与局限，恰恰映射出当下都市剧创作的普遍困境：如何在满足观众情感需求与直面现实尖锐矛盾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书写“希望”时不回避“代价”？《绽放的许开心》的尝试值得肯定，它让我们看到创作者对女性议题的关注，但其构建的童话堡垒尚显脆弱。真正有力量的“绽放”，不仅在于描绘一个光鲜的“开心”结局，更在于勇敢地穿透那层朦胧的滤镜，让那些被遮蔽的皱纹、白发、法律文书上的困顿，以及孩童眼中真实的迷茫，都能在阳光下获得同等的凝视与尊重。唯有如此，都市荧屏上的“童话”才可能成为映照现实、启迪思考的镜子，而非仅仅是短暂逃离的幻梦。（黄涯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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