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作者:王 昕
近年来,悬疑题材剧集热度持续提升,佳作频出。从刑侦破案到反贪打黑,从法医勘查到心理画像,让观众着迷的,不仅是其中的悬念反转和技术博弈,更是这些作品中蕴含的社会话题和个体境遇。《以法之名》就是一部更倾向于后者的作品,通过主人公介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位置,给观众创造了一个步入波诡云谲案件迷雾的入口。
特殊的主角与不一样的视角
与常见的以基层民警或反贪干将为主角的刑侦剧不同,《以法之名》选择了检察官作为故事主角。主人公洪亮既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毛头小子,也不是高层权力意志的化身。作为海东省检察院的检察官,他所属的是“专查自己人”的第十一部,这个特殊的部门“刀刃向内”,容易遭致非议。而接受组织安排参与指导小组后,他又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处境。一方面,他和要办的案子有着密切联系,“万海黑社会案”前任主办人乔振兴、东平市代理检察长李人骏都是他的大学同窗,东平市检察院也是他曾经工作的单位。另一方面,因为马上就要从检察院离职,告别海东省前往北京,他和原先所属的环境又有着较大距离。
这种“即将离开”与“深度介入”的张力,赋予了洪亮一种亦近亦远的关系位置。他既是指导小组的副组长,又像是身处外部俯瞰全局的旁观者。张译准确地诠释了这个后缩而敏锐的角色,他总是以一种略显内收的身体姿态,在一旁静静注视、观察并等待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以法之名》并非依靠神探式的“英雄主角”来推动破案,而是通过持续呈现体制内部的摩擦,塑造了一个复杂而可信的调查者形象。洪亮的角色设定本身,就暗含了对司法系统内部监督机制的思考。这种设定让观众不再盲信个人能力即真相,而是更关注个体如何在既定结构中发挥能动性,以及制度张力如何限制或保护了正义。
通过调查悬念展现系统张力
换而言之,《以法之名》的“入戏”方式十分克制,观众不是从强烈情绪或高能动作中被拽入,而是随着洪亮的迟疑、判断来推进,与指导小组一起慢慢进入万海案的蛛网迷宫。案件的审判,涉及整个东平市的政治、经济与司法生态,牵一发而动全身。从当庭喊冤的律师张文菁,到离奇死亡的检察官乔振兴,从频频登场的前台打手,到若隐若现的幕后黑手,故事逐层剥开,展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政商利益网络。
剧集采用了高度限定的叙事视点,将剧情主线限定在指导小组的视角中。观众随着指导小组的调查推进,不断从外围逼近真相,也不断发现更大的隐秘结构包裹着案件本身。剧集并未在前半段揭晓谜底,而是借助层层设障,让观众体验一种“憋屈感”——不仅案件扑朔迷离,连调查者自身也陷入了制度困境与人情漩涡。这种节奏设置,在当下追求爽感的剧集生态中较为罕见。而《以法之名》显然不打算让观众畅快,它要创造的是一种代入式的理解路径,让观众感受密不透风的窒息和在这种情形下追寻真相精神的可贵。
该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展现了政法委、检察院、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的互动。在案件推进过程中,政法系统内部的不同机构和不同层级间有着既协作又博弈的微妙关系。这种相互协同又相互制衡的机制,为剧情创造了巨大的张力,也让观众意识到如果只是依据表面证据,或出于政绩压力急于办出“大案”“铁案”,不仅容易忽视其他线索,甚至可能被更深层的利益网络操控。即便最初是本着公义之心追求更有效率的办案,也可能在多重误导下导致误判,步入积重难返的深坑。
从“入戏”经验到“出神”
正如剧中东平宾馆螺旋楼梯这一核心视觉意象,形象化地呈现了检察官的心路历程。面对目击证词的反复更改,面对指控者与被告之间隐秘的利益链条,面对证人的失踪、线索的消失,任何人都会难免晕眩、迷失,如同坠入五里雾中。正因如此,洪亮的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观众的抉择。洪亮面对的是理想主义的褪色、中年危机的现实、家庭责任的牵绊、职业信仰与利益妥协之间的挣扎,他既是调查者,也是被调查环境中的一员。观众共情洪亮的同时,也就做出了自己的道德判断。
如果说悬疑剧的“入口”在于引发观众的代入和共情,那么它的“出口”则不止于案件水落石出。《以法之名》的结尾是正义战胜邪恶、保护伞最终落马,这一最终走向,符合大众心理预期,但却因为到来的太晚,一些人物遭受的伤害甚至死亡已无法补偿,让不少人感到遗憾与愤懑。观众渴望在不确定中寻找一丝确定性,渴望看到正义并非只是口号。悬疑剧正是满足了“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的共同心理,通过主角的冷静视线,观众得以穿越迷雾,抵达真相,也抵达心理上的“确定”。
然而,悬疑剧的真正魅力还在于它特殊的叙事伦理,观众不仅是看别人破案的旁观者,同时也是被牵入其中的“案中人”。在剧集结束后,那些曾经代入剧中角色处境的观众,或是想象自己加盟了检察官办案的观众,都会对剧外的现实生活产生更多的“出神”思考,更可能为现实世界里的良善、公正和法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形成,也依赖于更多人对司法过程的全面理解和自觉监督。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