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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经武 张林林
作为一部融合本格派与社会派推理的悬疑电影,《消失的人》在悬念设置和惊悚氛围的营造上是成功的。影片以一个小男孩在楼道内的离奇失踪开场,将四个家庭和三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编织进同一张叙事网络,随着线索的层层铺展,故事的发展迎来惊人反转。影片的三条故事线将独居女性安全、家庭教育方法、熟人社会的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嵌入悬疑的框架之中,拓宽了表达边界。然而,出色的悬疑技法,终究未能弥补共情不足。这与叙事时间线的跳跃、部分情节的强行推进、人物行为动机铺垫不足等缺憾相关。

《消失的人》海报
悬疑惊悚下的社会关照
《消失的人》在类型叙事上的最大野心,莫过于将本格派推理的精密诡计与社会派推理的现实关怀相融合。影片将故事牢牢锁定在小区单元楼这一相对密闭空间之内,楼道、家门,这些人们日常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在镜头下被重新赋予一种压迫感与未知感。一个男孩在楼道内的凭空消失,构成了本格派典型的“不可能犯罪”谜面。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将这个密闭空间放置在“8D”的山城重庆。轻轨穿楼而过的魔幻、高低错落的楼群、蜿蜒狭窄的梯坎巷道等景象,共同编织出一个视觉上的“迷宫”。传统的密室推理影视剧往往通过封闭的物理空间来制造困境,而《消失的人》则巧妙地利用重庆的立体地貌,创造出一种“开放的压抑”。影片反复运用俯仰镜头来展现逼仄的天井、幽暗的楼梯间,将渺小的个体置于高大的建筑群之中,将“不可能犯罪”的物理空间延伸至整个城市。楼与楼之间看似通达,实则每一扇窗、每一道门都藏着窥探的视线;楼与楼之间看似相连,实则每一次转弯都可能通向监控的盲区。空间所具有的暧昧属性与不确定特征,恰好与影片对“熟人社会”的恐惧形成呼应。
不仅如此,随着三条故事线的铺展,悬疑的外壳被一层层剥开,其内核是尖锐的社会叩问。唐诺的失踪,牵连出了家庭教育中亲子陪伴缺席的问题,父母忙于生计,孩子的情感需求难以满足,最终酿成了悲剧。独居女孩林雨彤的遭遇,则将矛头指向了女性安全这一议题。赌徒严午这条叙事线,则通过赌博对人性的侵蚀,揭开了骗保、债务压迫、道德底线溃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三条线索在同一个单元楼交汇,最终指向了更深层的议题:熟人社会的信任危机。在传统的社区社交中,世俗的眼光与周围人的流言蜚语,成为隐蔽的伤人利刃。林雨彤受害后,因顾忌邻里的流言,她选择了沉默;唐宇一家对唐诺的多动症避而不言,唐诺因疾病导致的伤口被以讹传讹成了遭受家暴的“证据”。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闲言碎语,实则化成一把把软刀子,让受害者的处境雪上加霜,让真相在口耳相传中被扭曲变形。影片不动声色地呈现了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暴力,展现了流言如何将个体孤立于人群之中,让求助的声音被淹没在嘈杂的窃窃私语里。
精密结构中的叙事裂痕
影片在叙事上以三线并行又相互交织的方式展开。这种高信息密度的分线叙事,通过故事层层反转,到最后真相集中于一点引爆的叙事结构,使电影的张力得以充分释放。然而,在精密的骨架下,却存在着叙事的裂隙,这也是导致观众难以共情的原因所在。
影片存在叙事跳跃的问题。故事的主线是小孩失踪案及案件的侦破,这集中在冬至这一天,但三条叙事线时间跨度各不相同,有的可以追溯到半年之前,但片中缺乏有效的视听线索提示时间变化,导致观众容易在频繁切换的叙事线中迷失。当观众的注意力从感受人物处境和心理变化转换到艰难厘清剧情的时间轴时,共情便被拦腰截断。同时,影片在叙事过程中存在刻意的暗示与误导。正因如此,在影片最后,当观众得知徐莹莹也是事实上的幕后主谋时,反转显得过于突兀。此前徐莹莹的行为举止始终滴水不漏,始终以无辜者的形象出现,这既守住了真相,却也困住了共情。因此当反转来临时,观众感受到的更多是“为了反转而反转”的错愕,而非“欧亨利式”的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慨叹。
浓缩改编后的共情缺失
原著小说《海葵》最为人称道之处,就在于对人物心理的纵深挖掘。由于电影的篇幅有限,人物被简化、固化,原著中以心理描写构筑的人物厚度被削薄,以家庭关系为经纬的情感网络也被挤压得稀疏单薄。这就导致关键角色缺乏人物弧光,沦为推动剧情的工具,影片想传达的对社会现实的关照也很难真正深入人心。比如严午这一角色,原著中出身名牌大学,却因从小被母亲过度保护而丧失独立能力。他也在成长,想摆脱母亲去世的阴影。而在电影中,严午被塑造为一个“烂人”“废人”,他的懦弱被反复呈现,赌徒的癫狂被过度渲染,但他堕落的精神根源与藏尸背后的情感逻辑却始终未得到有效呈现。观众无法理解严午为何成为“严午”,也就无法在他的沉沦与醒悟中投注真实的共情。
同样,作为主角,影片中的唐宇更像一个工具人,是寻子的父亲,是案件的推动者,但角色前后并没有转变,似乎只是为了推动剧情而存在。唐宇夫妇之间的情感关系也缺乏表现,唐宇妻子也被简化为情绪反应的提供者,她对邻里流言态度的转变,缺乏充足的心理逻辑,更像是剧情推进的速度决定了她的态度。徐莹莹本应该是整个故事的灵魂人物。这个被爱遗弃的孩子,对温暖的家庭氛围有着近乎病态嫉妒与极端索求。在电影中,这个复杂角色却被简化为一个无辜的邻家女孩。影片既没有在她身上投入足够的笔墨去勾勒其复杂的行为动机,也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纯粹的高智商恶童形象,而是使这位核心人物沦为一个动机含混、面目模糊的边缘人物。这也导致影片最后的反转让人感到困惑而非惊叹。
总的来说,电影《消失的人》在悬疑技法的实施和惊悚氛围的营造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当叙事的裂痕让共情的根基松动,当角色的扁平让情感的重量流失,影片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照便只能停留在表层,而无法真正沉入观众的心里。强烈的悬疑惊悚感让《消失的人》的确值得一观,但共情的缺失导致此片难以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作者张经武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林林为科研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