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林荣

　　品读赵然教授去年初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晋察冀戏剧研究》一书，我不仅收获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得到学术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启发。

一

　　新中国成立后，晋察冀文学与文艺相关议题长期被纳入学术、文化研究的核心场域，时至今日，相关研究大致走过了几个清晰的发展阶段。八十年代之前，相关文字以亲历者的回忆录、各类纪念日刊发的纪念文章为主要形态；从1986、1987年起至整个九十年代，各类史料汇编、专题史学著作与研究论著集中面世，河北前辈学者在此过程中贡献卓著。《晋察冀戏剧研究》书后的参考文献中也列举到张学新、冯健男等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研究前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他们就针对晋察冀文艺、晋察冀革命文化开展了大量扎实工作，完成海量史料搜集整理汇编，并产出多部专题史论著作。正是得益于前辈学者坚实的材料奠基和平正的观点开拓，如今我们学习、了解和研究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后续解放区阶段的整体文化和社会样貌，才有了极大便利。想到这些，真要由衷致敬当年筚路蓝缕、苦心搭建晋察冀研究、红色文化研究学术高地的河北前辈学者。

　　进入新世纪，跨学科研究思路与多元研究视野持续拓展、不断深化，逐步延及晋察冀文艺文化研究领域，催生出一系列全新研究方法与学术成果。赵然教授这部新著就将晋察冀历史文化、艺术积淀置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全新研究视域之下，尤为突出地体现了新时代人文学术的前沿站位。从书中各类议题的提出、史料的整合梳理、观点的提炼升华，都能感受到明确对标、呼应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社会文化与思想建设现实需求的自觉意识。

　　第一编《晋察冀戏剧源流考论》跳出单一的研究视角，采用当下考察古今各类重要文艺、文化现象通用的分析逻辑，结合国际环境、国内局势与绵长历史纵深，细致梳理多重外部力量对晋察冀戏剧发展的复杂作用。这一编虽以源流考证为名，却以晋察冀戏剧十一年实践探索、理论建构为核心主体，构筑起兼具历史厚度和社会广度的全景视野。这不仅积极顺应了新时代文学、艺术及整体文化研究深接社会历史地气的趋势，也紧密贴合当下国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全新要求——当代学术研究须主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相应地，把握研究对象的视域景深和观念触角，也须推进到关联中国发展道路、世界发展潮流、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与实践力量、历史现象的时代价值的层次。《晋察冀戏剧研究》在这方面可谓一部颇具方法论新意的厚实之作。

二

　　《晋察冀戏剧研究》第二编的主题为晋察冀戏剧活动及其历史作用。全书所有分编中，唯有这一编仅设两章。初看之下容易让人觉得内容体量稍显单薄，但通读过后便能发觉内容充实厚重。若是依照八九十年代前辈学者惯用的传统史论写作框架，晋察冀戏剧活动的完整梳理足以单独成书，一般会按照时间顺序由远及近、由局部到整体逐层铺陈。而作者将这部分内容置于“戏剧活动+历史作用”的双重维度下审视，不再仅仅归集、整理晋察冀戏剧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史实记录，在梳理全部史料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以当代视角回望历史遗存、历史实践的思考逻辑。这两章写作难度不小，其间新思路、新观点迭现。从研究方法与现实价值层面来讲，本书把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河北前辈学者在史料汇编、专题史著方面积累的全部学术成果，提升到了格局更宏阔、维度更周严的新境界。

　　依托书中搭建的研究框架，站在当下回望历史，深感晋察冀时期的戏剧实践、理论探索，与如今专业化、行业化的文艺单位和文艺工作存在本质区别。当时的戏剧组织全面涵盖部队剧社、文工团、基层群众剧社、乡村民间剧团，整体上依托和派生于晋察冀边区生存发展的核心根基——部队建制和军事斗争，以文艺开展思想宣传、文化斗争，辐射各行各业、普通群众与广袤乡村。一部晋察冀戏剧发展史，记载和表现的是戏剧艺术嵌入边区政治、军事和社会全方位建设格局、持续发挥独特作用的完整史实。对于这段史实的深度整合与深层挖掘，必然要厘清晋察冀戏剧在边区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思想教育、社会文化建设中承担的具体职能与实际成效。倘若只用当代纯粹行业化的艺术评判标准审视当年的戏剧实践与理论，那就很容易局限认知。唯有切换视角，把当时的戏剧如其所是地置于边区的军事、政治斗争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中，牢牢抓住革命文艺是作为启蒙群众、教育群众、激发革命意志、凝聚革命力量、团结革命队伍这条主线，晋察冀戏剧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与厚重历史意义才会得到充分切实的凸显。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河北一位前辈学者为晋察冀文艺史料汇编所写的序言曾提及，在整个文坛学界盛行讨论纯文学、文艺独立性与主体价值之际，不少研究者受时风裹挟，判定晋察冀革命文艺艺术性不足，只是军事、政治工作的附属品和边缘产物。这种认知偏差，根源在于疏离了革命斗争年代文武之道相融相济的现场，把革命队伍的政治觉悟水平和军事斗争能力摆在了先验地超前于革命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的位置。而历史现场的真相，却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革命文艺具备其他宣传手段无法替代的功能，能够唤醒身处压迫、精神麻木的底层群众，催生奋起抗争的意志。站在当年边区党政、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文艺从来不是点缀、边缘，而是革命工作中主动发挥能动作用的关键一环，既能唤醒群众斗争意识，也能淬炼革命将士坚忍不拔的战斗品格，拥有无可替代的精神力量。如此庄重的价值定位直接塑造了革命文艺独有的本体认知、研究方法与落地实践模式。就此看来，第二编内容意犹未尽，尚有充足的拓展充实空间。作为读者，我十分期待作者能在后续延伸研究中，围绕这一方向展开更全面、更深入的阐释与论证。

三

　　第三编采用文化研究视角，同样颇具新意。戏剧如今已是社会化、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艺术门类之一。身为山西人，读到书中将晋察冀戏剧生成背景、传播根基概括为燕赵风骨与吕梁精神时，颇有感触。不过这里也有一点值得商榷：单就山西地域对应的晋察冀文化底色而言，吕梁精神的概括并不算十分贴切。从辖区范围、文化标识来看，晋察冀核心区域距离吕梁山脉较远，和太行山、太岳山区联系更为紧密。山西毗邻河北的地带，南部归属太岳山区，中部、北部依托太行山，若提炼和指认地域文化精神，定位于太行比定位于吕梁更贴合晋察冀戏剧活动的腹地。

　　最后一编围绕戏剧创新展开，这应该也是乐于关注这本书的普通读者和同行研究者大多会特别关注的板块，因为它在集中归纳晋察冀戏剧艺术本体留存了哪些可供当代借鉴的创新艺术形态。文学史教学与研究中频繁提及的活报剧、快板剧、街头剧，在这里被还原到完整详实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细致精当的现象描述和理念阐释。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类教材里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均占有不小篇幅，但在教学实践中，师生普遍感觉这些内容失之单薄。究其原因，症结在于这类教材惯于以堆砌作家、剧目名称和搭配同质化的作品简介来充斥篇幅，缺少辨识度突出的关键细节刻画和独家史料信息呈现。《晋察冀戏剧研究》的每一编、每一章都穿插了大量专属剧目、戏剧创作者、演员、导演的个性化细节史料，理论体系严谨规范，同时包含大量鲜活具体的研究个案，第四编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突出。

　　全书第一章第二节专门探讨晋察冀戏剧与左翼戏剧的关联，这种贯通时空脉络的对比分析，是本书极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将晋察冀戏剧实践、理论探索放置在国内外多重文艺思潮交融碰撞的场域，给予脉络完整、面相立体的全景式梳理和多维阐释。对外，除广为人知的来自苏联文艺政策、文艺理论和文艺组织的影响源，本书突破性地挖掘并梳理了邓拓对恩格斯关于“莎士比亚化”及典型论述的阐发、对西欧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理论的诸多辨析，以及王林对德国莱茵哈德群众戏剧表演论与艺术效果论的解读及实践尝试等史料，把晋察冀戏剧理论和实践的外来源流一路追溯至欧陆和苏联。对内，在延安文艺、延安戏剧这一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戏剧运动的核心源头和根本参照外，书中还将近年学界关注度极高的左翼文艺、左翼戏剧以至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特别是三十年代前半期熊佛西在定县农村主持开展戏剧大众化实验等多条史实线索，都纳入晋察冀戏剧萌芽、发展的影响背景，展示了开阔而新颖的研究视野。但书中第46页之后相关段落，似乎将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和乡建实验的一个独特环节——时任北平艺专戏剧系主任的熊佛西主导的农村戏剧实验，归属于左翼文艺脉络。而细究史实，晏阳初、熊佛西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和农村戏剧实验期间，都还并未和左翼文艺群体建立直接联系。这点内容的表述方式和理论分寸或可进一步推敲细化。

四

　　借此次分享读书心得的契机，也对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围绕本书开展后续研究、实践推广工作，提几点粗浅建议。书中50页前后记载两座乡村剧场——定县东不落岗村剧场与西建阳村剧场，配有实景配图，文字图像结合生动直观。两座剧场先后建成，后一座在前一座基础上完成多处优化改造。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现有完善硬件设施，后续或可依托本书研究结论，参照同属红色文化研究丛书的《晋察冀戏剧资料汇编》所载文献线索，发掘、归整和挑选原始剧本，制定系统化晋察冀戏剧复排计划，组织编剧、表演等专业师生，展开经典再现和改编衍化的舞台实践，争取收获社会宣教、红色纪念、艺术探索多重社会效益。保定作为晋察冀边区中心故地，得历史地缘之利，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硬件条件完善、专业力量充足，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完全可以打造长效特色活动，对标中央戏剧学院西南剧展纪念展演、经典剧目复排等项目，让《晋察冀戏剧研究》的理论研究成果实实在在地转化为舞台上鲜活可感的戏剧演出。这样的剧目复排无需完全复刻原始舞台样貌，保留完整故事框架与核心内核即可，贵在激活历史资源，实现红色文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红色文艺研究成果的落地生根。

　　书中还有一处让我读完深受触动，是第二编第五章第一节“抗战的第二战线”。细读这本书之前，很难想象舞台上甚至田间地头街边随处展开的柔性的戏剧表演，当时也冲到了正面抗击日寇日伪进攻的前线，同敌人推行的所谓“大东亚宣抚”戏剧进行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紧张激烈攻防。来自这段历史的经验具备极高当代借鉴价值。当下戏剧主流呈现于城市专业剧场，但网络视频等多界面新媒体客户端平台，已经承载和衍生出从微短剧到长篇网剧、从真人角色到AI生成等不同类型的新形态戏剧样式。如今各类新媒介平台无一不植根全球资本、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交锋的深层战场。当年我方抗战宣传戏剧与日军宣抚戏剧或许会采用相近的舞台表现手法、艺术技巧，二者的政治立场、文化斗争目标却完全对立。立足今天的时代情境，我们既要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艺创作经验，也需清醒认识到不同风格源流和不同形态的传统剧、新媒体戏剧都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使命与意识形态职责。赵然教授及其门下弟子以至河北大学艺术系各位同仁，大可沿着《晋察冀戏剧研究》中已经触及的这一研究方向，继续深化拓展，为当下看似一派热闹繁华、却深受资本导向影响的新媒体文艺行业，提供源自烽火岁月的宝贵历史镜鉴。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传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