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　健

　　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由黄建新监制，章笛沙执导，胡晓曦、章笛沙编剧，以1970年和2035年两条时间线展开一场跨越65年的航天救援。黄渤饰演2035年的载荷专家郑同舟，吴磊饰演1970年的科研人员赵吉虎，高叶与孙阳饰演同处未来险境的航天员刘晨、曹洋。

《群星闪耀时》剧照

　　如果仅看片名，难免会让人联想起斯蒂芬·茨威格的名著《人类群星闪耀时》（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片名为什么省去了“人类”二字，可能有无数种解释，但在笔者看来，少掉的这两个字反而是解读这部影片的关键，也是我们能够忽略众多的细节缺憾而用“瑕不掩瑜”来评价这部影片的关键——究竟是谁在闪耀？

　　熟读《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人大概会有这样的印象：作者茨威格把漫长历史压进一扇窄门，让一场战争、一项发现或一次失败，集中落在某个人的选择上。滑铁卢的战场上，法国元帅格鲁希是否调转部队；带领南极探险队的斯科特，如何面对归途上的死亡；创作《弥赛亚》的亨德尔，怎样从困顿中重新获得创作力量……在这些故事里，历史仿佛突然屏住呼吸，就为了等待一个人作出重要决定。这种写法极有魅力，也带着鲜明的英雄史观。复杂的制度、技术和集体劳动退到远景，某个名字站到了聚光灯下，他仿佛闪耀的北极星，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于是，当读者沉浸在茨威格所构建的叙事场域时，往往会形成一种特定的体验：那些如星辰般的人物总是可以被明确指认——是他，是那个时刻，是那次选择。至于星光背后还有多少无名者，叙事往往无暇顾及。

　　电影《群星闪耀时》却把镜头转向了那个被省略的场景。电影分为未来与历史两条叙事线。2035年，“星舟二号”宇宙飞船在从月球空间站返航途中陷入未知引力场，船上的三名中国宇航员郑同舟、刘晨和曹洋与地面失联；1970年，一则神秘干扰信号令正在监控东方红一号的初代中国航天人困惑不已，也直接推动青年赵吉虎重返科研团队……从引力场宇宙深渊中逃逸而出的一道电磁波，将相隔65年的两代中国航天人连接在一起。他们之间隔着看似无法跨越的技术鸿沟，一次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太空救援就此展开。真正令笔者动容的，并不是这套双时空叙事结构的精巧，而是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救援任务，如何被拆解为无数笨拙、缓慢且不可替代的步骤，并最终得以实现。

　　在所有的场景中，用算盘计算飞船轨道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向经典国产片《横空出世》致敬，但实际上，编导在这场戏上花费了不少心思。一双双拨动算盘的手，汗湿的额头，一排排桌案，又或者是某个出现后又迅速消失的人，却没有谁独占画面。六千把算盘和数台老式手摇计算机共同承担运算任务，银幕里的紧张感不只来自倒计时，更来自计算本身：每次拨珠的力道都很小，但累积起来的能量却足以撼天动地。这是影片最朴素、也最锋利的地方。以往，我们习惯把“奇迹”理解为突然降临的例外，把它归因于天才、英雄或者命运。《群星闪耀时》却让观众看见其中那些枯燥得不适合写进传奇的动作——算、再算、核对、重来。所谓决定性时刻，原来是被许多并不戏剧化的时刻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如果说，算盘代表的是一种聚沙成塔的精神，而调动六十万民兵维护通信畅通的情节则展现出万众一心的凝聚力。在与指挥中心相隔万里的天南地北，还有着漫长的通信线路和负责沿途值守的人们。这一情节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有着确凿的历史原型。众多民兵乃至普通群众，虽没有亲身参与公式推导，甚至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怎样的意义，也无从得知，他们只是知道，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信号不能中断。

　　指挥中心里的数据是否准确，有赖于整条通信线路传递信息的通畅与及时，否则一切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影片把公路、荒野和值守点接在一起，让救援呈现为一张空间网络。这里没有唯一中心——1970年指挥中心不是，2035年的飞船也不是；每个节点都处在边缘，每个边缘又关系着全局。星光不再从高处投下，更像某种贴着地面传递的微弱电流。

　　这是电影与茨威格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茨威格把时间压缩到个人，电影则把那一刻重新展开，展示它背后的协作链条。一个人可以成为历史的醒目标点，一群人却组成了标点之前的整句话。

　　影片用两个多小时告诉观众：重要的不是最亮的一点，而是无数微光之间的连接。但人类底层的认知架构却天然地让我们去寻找那颗最亮的星。

　　这未必是错的，却暴露出影片尚未解决的问题：集体容易形成景观，情感却总想找到一张具体的脸。我们可以被六千把算盘震动，真正担心的仍是郑同舟能否脱险、赵吉虎能否完成计算。主流商业电影大多遵循此种注意力分配逻辑：海报需要突出人物形象，故事需要依托行动线索，高潮段落通常落点于具体可感的选择之上。

　　《群星闪耀时》没有把全部行动交给某位“英雄”。在未来线中，刘晨、曹洋与郑同舟构成共同面对危机的航天员小组；历史线也并非赵吉虎一人的独角戏。可从情节组织和明星配置来看，郑同舟与赵吉虎仍是连接两个年代的主要支点。影片虽有意引导让“群星”成为主角，其叙事结构仍需依赖两颗更明亮的“星”来引路。

　　商业电影需要主角和主线，这是电影商业化至今已经被无数次证明过的铁律。科幻电影尤其如此：未知世界可以无限放大，观众的情感入口却往往只有一个。宏大的技术系统、宇宙尺度的灾难，最后总得落进某双眼睛，否则它们很容易只剩设定说明和视觉陈列。

　　集体叙事并非做不到。战争片、灾难片和某些程序性叙事早已尝试过让行动分散在多个角色之间，以任务流程代替单一人物弧线，以相互依赖制造戏剧张力。但这要求电影真正建立一种“分布式行动”：局势的改变不能只靠核心人物决断，还要让不同的角色拥有可辨认的目标、阻力和选择。集体不是把许多人拍进同一个全景，也不是让六千个人各拥有一条故事线，而是让观众清楚感到，没有这些彼此陌生的人，逻辑链条便无法闭合。

　　《群星闪耀时》已经走到了这道门槛前。算盘、线缆和无名值守者让集体从背景里现身，但到了最关键的叙事节点，电影又退回人们最为熟悉的人物中心模式。于是，某些情感浓度较高的段落会暴露用力过猛的痕迹。问题不在于赞美集体，而在于“赞美”有时先于人物经验抵达。观众知道应当感动，却未必看见情感是怎样从行动内部生长出来的。

　　好在创作团队保留了最根本的谦虚与真诚：他们把光从主角脸上挪开，让我们看见算盘后的人、线缆旁的人和图纸前的人；随后，又把镜头拉回了郑同舟与赵吉虎。向前一步，再退回半步。这半步虽然并不漂亮，却耐人琢磨，因为其中藏着商业电影在讲述集体经验时真正的困难。

　　（作者为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