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瑞峰 魏畅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取材于中国古典神话传说与志怪小说，讲述了狼妖捕快阿萨和天才少年狄少这对“神探”组合在长安城中携手调查一桩神秘杀人案的故事。与以往同类型作品不同的是，《大唐妖探》没有选择对某个神话故事进行再叙述，而是对不同的神话进行重组，进而构建了一座人与妖共居的神话之城——机关之城长安，从空间布局、居民构成与社会关系等多个层面对古都长安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重建。

　　不同于《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力求真实还原长安历史风貌的影视作品，《大唐妖探》将长安塑造成了一座齿轮交错、机关交织的奇幻之城。这座新长安城在保有恢宏的盛唐气象的同时，融入了富有科技感的当代生活经验，展现出不同于此前文艺作品中长安形象的新风貌。

　　新长安不仅由新奇的建筑设施和生活场景构成，生活于其中的新居民也是其重要构成要素。在影片中，妖怪不再是令人恐惧的异类，他们既是长安城的建造者，也是安居其中的普通市民，与人类一起维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共同构筑起异彩纷呈的神话世界。《山海经》中“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刑天，变身为市井中的面具摊主；取材于白居易《貘屏赞》的貘，凭借操控梦境的能力，专门为人提供心灵按摩；蝙蝠妖则成了豪华浴场里的“蝠务生”。在不少神话传说和志怪小说中，由于异于人类的形貌和能力，妖怪常被视为可供利用或必须铲除的对象。《大唐妖探》则重新处理了妖怪的特殊性，不仅让妖怪凭借自身特点参与职业分工，还展现了其富有人情味和烟火气的一面。妖怪的出现不仅更新了长安城的居民构成，也赋予这座神话之城接纳差异、包容多元的可能性。

　　当这些巧妙的构思在影片中接连出现时，长安城也越来越像一座充满神话景观的“主题乐园”。不过，由于影片中的不少神怪形象主要用于展示奇观、制造趣味，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容易导致视觉符号的堆积。影片并未充分展示精心构造的神话元素是如何深度参与居民生活的。一座城市既需要建筑、设施和聚居其中的居民，也离不开居民之间的持续交往。建筑、基础设施为居民提供生活空间，而居民之间的密切交往、彼此的信任与理解，才是形成稳定有序的城市公共生活、推动城市运转的关键因素。对此，影片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叙事逻辑。

　　《大唐妖探》以“人与妖同心”为情感主线，但影片虽然反复强调人与妖和谐共处，却没有具体表现这种和谐何以可能。片中，人与妖怪在协力推翻暴隋后，共同建立了长安城，然而双方的互动往往只出现在几处刻意营造的热闹场面中，真正的深入交往并不多。狼妖阿萨与人类少年狄少这对探案搭档，本是表现人与妖怪关系的主要线索。影片虽然强调了两人的身份差异，却没有细致刻画身份差异对他们生活习惯、相处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正因为差异本身并没有被充分展现，这种略显生硬的情感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可信度。

　　一座城市不仅体现了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结，也反映了群体之间的相处方式。如果说阿萨与狄少的友谊是人与妖怪交往的个案缩影，那么长安城背后的秘密则进一步暴露了人与妖怪的群体矛盾。影片中，长安城的运转建立在对比翼鸟一族的压榨之上。在这一背景下，阿萨与狄少展现了个体跨越种族差异的可能，而危机之中人与妖怪共同搭建避难设施的场景，则将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扩展到了群体层面。灾难过后，人类与妖怪在废墟上重建长安，表明影片试图将这种合作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共同危机可能成为双方重建信任的起点，但问题在于，影片将这一起点作为了和谐关系的终点，没有正视长安城内部仍然存在的矛盾。比翼鸟一族不仅没有被排斥在长安之外，恰恰相反，他们已经深深嵌入长安的运转之中，却没有获得平等的地位。比翼鸟一族的处境，也使影片中那些新奇有趣的妖怪设定暴露出另一个问题：长安城并没有完全接纳妖怪，而是倾向于将妖怪原本神异、怪诞的形貌和能力，转换成城市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如果长安城只看重妖怪的可利用价值，那么这种看似融入的状态，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人与妖同心”的题旨。

　　《大唐妖探》没有沿用重述既有神话的老套路，其最具想象力之处在于让形貌、能力各异的妖怪成为长安城居民，其局限也恰恰由此显现。靠视觉想象，只能搭建一座城市的外壳；只有把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处描摹得真实可信，城市才能真正活起来。唯有补足这一叙事短板，让妖怪的命运与城市脉搏真正同频共振，这座神话之城才能摆脱工具化嫌疑，拥有触动人心的生命力。

　　（作者杨瑞峰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