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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采姣
深入探究17至19世纪300年间,中国花鸟图像在欧洲的传播、转译与再造等文化现象可以发现:我国花鸟图像的西传不是封闭的,既不预设观看者必须懂得其中的内涵与意义,也不要求接受者先完成知识准备再入场,其更像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惟创作者与欣赏者需“在精神修养上臻于同一高度,方能登临真善美的高峰”。这意味着花鸟图像的西传是一种双向靠近:不靠定义来约束理解,而靠邀约来生成共鸣。
站在历史角度来看,中国花鸟图像更是一种“自在”和“正在”的艺术。谈其“自在”,是它不被固定形态所困,不被单一媒介所限,不拘于某一套观看规则;说到“正在”,是它在每一次进入新的载体、新的空间、新的生活方式时,都重新发生一次意义的生成。它不是一件被装裱完成的成品等待被识读,而是一个始终“正在发生”的过程。
17至19世纪中国花鸟图像的西传,恰恰印证了这一判断。花鸟图像伴随瓷器、外销画、壁纸、扇具进入欧洲,不是以一套完整的“中国画体系”被接受的。欧洲人所见的,是器物表面的花枝,是壁纸上的禽鸟,是扇面上的折枝花卉——这些被载体重新组织的花鸟图像。瓷器上的图像适应弧面与分区,壁纸将花鸟展开于大尺度的室内空间,扇具受制于扇形轮廓与开合方式。相近的题材在不同载体中呈现出不同的尺度、位置与组合关系。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使这些花鸟图像在改造中更多地转向了装饰设计功用,欧洲随后仿制并改造出“符合欧洲审美与使用习惯、带有中国元素的混合产品”。
若以“自在”的眼光看,这一过程是花鸟图像在异域土壤中的自然延展。花鸟图像脱离了文人画原有的语境,反而获得了更自由的流动空间。它进入了欧洲的服装染织、陶瓷工艺、室内装饰和建筑园林,进入了洛可可绘画所吸收的“恬淡自然、清新宁静的风格”与“情景合一的境界”之中。中国花鸟画并没有以“正宗”的面貌被完整搬运,而是以一种“自在”的方式,允许自己被重新组织、重新使用、重新观看。
但这只是“蝶变”的第一层。更深的问题在于:花鸟图像的西传,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正在”的交流,而非一次性的输出?
17至19世纪中国花鸟图像的西传,涉及海外订购者、贸易机构、广州商人、画师和工匠等多个环节。订单、图样、收藏兴趣和知识需求进入商品制作与流通,并对题材选择和制作方式产生影响。1770至1773年,荷兰定购者罗也借助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订制大量物品,其中纸本水粉画册涉及植物、动物等题材;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曾为本国科学家收集博物学图画。海外需求由订单和收藏活动进入制作环节,为题材选择、图像组织和产品形态的调整提供了具体条件。这意味着,花鸟图像的西传不是一个单向过程,而是一个始终“正在发生”的协商过程。欧洲订购者带着博物学的好奇心和装饰需求入场,广州画师和工匠带着自身的笔墨经验与造型传统入场,贸易机构带着市场判断入场。各方并非在同一个审美体系内对话,却在具体的制作活动中形成了临时的“共同现场”。这种“共同现场”正是花鸟图像邀约精神的跨文化实践:不要求对方先理解“花鸟”的全部内涵,而是先让对方在具体的图像、器物和使用中入场,在过程中逐渐靠近。欧洲人所理解的“中国花鸟之美”,必然不同于我国传统文人画呈现的审美思想与价值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流的失败,反而意味着花鸟图像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成可能。我国花鸟图像西传并不排斥异质元素入场,相反,它在吸纳中保持自身的文化根脉,同时允许形式语言发生新的生长。
那么,这场“蝶变”对当代中国文化出海的启示何在?
第一层:从载体思维到内容思维。
当前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已逐渐由单一产品输出转向内容开发与多种媒介协同。但传统艺术资源的利用仍较多集中于纹样提取和载体转换,相近的视觉符号常被应用于家具、丝绸和瓷器等不同产品,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仍有拓展空间。对文化产品的开发需要从“载体思维”走向“内容思维”,使传统图像由单一视觉符号进入相互关联的内容体系。传统艺术资源的转化可以延伸至实物产品、数字内容、展览展示、影视叙事和互动体验等不同媒介,不同媒介根据自身的传播方式对文化内容作出相应的组织和呈现。
第二层:从被观看的图像到被使用的日常。
花鸟图像进入欧洲以后,其形态和使用方式受到当地陈设习惯、设计观念与消费需求的影响。随着图像进入新的器物和空间,原有的尺度、位置与组合方式也需要作出调整,观看方式随之发生变化。当代文化传播同样需要这种协同意识:家居、服饰、娱乐、社交媒体和日常消费构成海外受众接触文化内容的重要场景,传统文化进入这些具体场景后,传播由一次性的观看转向持续的接触和使用。文化内容与使用场景之间形成稳定联系后,图像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义才更可能在日常接触中被逐步理解。
第三层:从单向输出到关系共创。
如前所述,17至19世纪中国花鸟图像的西传,涉及海外订购者、贸易机构、广州商人、画师和工匠等多个环节。当代文化产业的国际合作也在向研究、策划、设计和传播等环节延伸。博物馆与收藏机构可以提供藏品及流传资料,研究机构梳理历史背景,设计团队完成媒介转换,海外合作方则提供当地使用信息和受众反馈。海外合作方不只是消费者,也是内容共建者、场景提供者和反馈参与者。
中国花鸟图像从中国走向欧洲的历史经验表明,真正有生命力的世界表达,不是把传统封装起来送往异域,而是让传统保持“自在”的开放姿态,在每一次“正在发生”的相遇中,获得新的生命。一是鼓励中国设计品牌、家居企业、时尚产业、数字内容平台等,将传统花鸟图像转化为具有当代设计感和实用功能的产品;二是支持在海外商场、书店、博物馆商店、电商平台等渠道设立“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专区,让海外消费者在日常使用中自然接触中国文化。文化出海不应只靠送出去,更要靠引出去和走进去,不应只是被看见,更应走向被需要和被热爱;三是倡导我国文化机构与企业在掌握核心文化资源的解释权和品质标准上,与海外汉学家、设计师、策展人、媒体人、教育工作者等共同策划内容、共同开发产品、共同运营渠道,在表现形式、叙事方式和传播策略上给予充分的本地化空间;四是在合理合规的前提下,尊重欧洲出版家、装饰设计师、陶瓷工场、壁纸制造商等“二次传播者”对中国花鸟图像进行再编码、再媒介化和本地化再生产的改造能力,使其从贸易商品转化为欧洲视觉文化的组成部分,形成持续再创造的机制;五是鼓励海外文化机构、设计院校、时尚品牌等将中国花鸟图像等元素纳入其创作和教学体系,通过设立奖项、基金、驻留计划等方式,吸引海外青年学子持续关注和转化中国文化资源,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一级美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