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城

　　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能读到对崇高口号的厌弃、对宏大价值的舍弃，以及对传统知识分子趣味的嘲弄，书中充斥着琐碎的世俗生活以及性与暴力的底层冲突。

余华小说《兄弟》

　　《兄弟》是作家余华从2000年写到2005年的作品，五十万字的厚度在余华的作品里不多见。余华称，这是一本“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上部写文革，下部写改革开放，一对兄弟、一个城镇，折射中国四十年的沧桑巨变。

　　小说从“李光头偷看刘镇第一美女的屁股”讲起，引出乡村教师宋凡平与丧夫妇女李兰，二人相知相爱并组建家庭。于是，李兰之子李光头与宋凡平之子宋钢成为兄弟。十年动乱期间，宋凡平一家受到打击，宋凡平也因为出身问题饱受欺凌，最终惨死。李兰从上海归来，不久病故，留下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到了下部，李光头成为了福利厂厂长，通过捡垃圾发家并最终成为刘镇大富翁，但此时刘镇第一美女林红却嫁给了好兄弟宋钢。宋钢生活贫苦，为了给妻子像样的生活，决定外出打工。不想颠簸流离归来之后，妻子林红却和李光头好上，绝望的他留下遗言卧轨自杀。最终，刘镇的一干人等在李光头的带领下，鸡犬升天，发家致富。林红却做了红灯区的老鸨。

　　小说一开头就在挑战读者的忍耐极限，余华通过对“李光头窥探女人屁股”事无巨细的描写，展现出小镇人物内心的真实状态。

　　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能读到对崇高口号的厌弃、对宏大价值的舍弃，以及对传统知识分子趣味的嘲弄，书中充斥着琐碎的世俗生活以及性与暴力的底层冲突。熟悉中国文学传统的读者明白，中国文人乐于将温柔妩媚的女人作为美的化身，不遗余力地书写君子对美的向往与“爱而不得”的踟蹰，但余华的小说却不写她们含蓄的一面，转而写她们被压抑的性本能、华美袍子里的“虱子”。

余华

　　小说的第一章就呈现出余华对知识分子体面的拆解。赵胜利号称赵诗人，是刘镇的两大才子之一。面对他的同行，谈吐举止都是诗人气派，可面对偷看屁股的李光头，他的措辞也就粗俗起来。赵诗人发现李光头的偷看行径，就打着声张正义的旗号，拉他去游街示众。而刘镇的另一大才子刘作家，“心想不能让赵诗人独领风骚，这种出风头的事自己也得有一份。”结果，“他们口口声声要送他去派出所，附近就有一个派出所，他们偏偏不送他去，非绕路去更远的派出所，不走小巷走大街，让自己出尽风头。”所以，有时候看余华的小说很“难堪”，因为他总是写面子以里的东西。

　　从《兄弟》这部作品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余华在写作上的变化。余华说：“80年代对我很重要，那时候我的能力是将叙述变得若即若离。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的叙述是直接进入。到了《兄弟》，我叙述的强度开始增加了。”以《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标志，余华开始注重小说的“写实性”，尤其是人物的动作和心理转折。往后，余华愈发执着于书写具有普遍性的个人，而非具有强烈作者风格的个人。如《收获》编辑王咸所说：“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作为作者的个人性已经消失了，而是变成了一种‘集体叙事’。”

　　余华的早期小说以《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为代表，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先锋性。他的叙事语言暴力、奇异、隐秘、残忍，不拖泥带水，有冷峻之气。更重要的是，他的早期小说有着很强烈的个人意识。相比之下，《兄弟》则是一部致敬十九世纪厚重长篇的作品，余华在叙事时受到《红与黑》《罪与罚》等小说的影响。为了书写自己理念中的“社会长卷”，余华在小说中杂糅了大量时代的典型事件、典型分子、典型话语。李光头是转型时期典型的地方商人，他的兄弟则是典型的中国式老好人。而小说中穿插的毛主席语录、改革开放广告词等，一方面强化了时代气息，一方面也加剧了小说语言的“泥沙俱下”。

　　《兄弟》中塑造最成功的角色不是兄弟二人，而是宋凡平。在一个人性被稀释为动物性的时代，宋凡平坚守住生而为人的品德，没有一丝假大空的感觉。通过这个人物，余华展现出一种率性、豁达、坦然而不失坚韧的人生姿态。宋凡平是一个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一把抱住心上人的汉子，也能在妻子李兰生病以后，“一个晚上要起床几次给李兰换一换冰凉的毛巾”。而当他被人批斗，为了让孩子宽心，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姿态，独自一人扛下所有苦难。宋凡平的死，象征着疯狂年代对善良的漠视。

　　小说最感人也最虐心的一段就是宋凡平之死，其中有段简短的文字，读之印象深刻：

　　“他们觉得这次宋凡平不会再爬起来了，没想到长途汽车从车站里开出来时，这个宋凡平竟然又从昏迷里苏醒过来了，而且再次站了起来，摇晃着往前走了两步，还挥了一下右手，他看着远去的汽车，断断续续地说：‘我还——没——上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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