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系列稿件六】

　　作者：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倩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生生和谐、和而不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代表了中国人典型的处世方法，体现出中华民族“尚和不尚争”的民族性格。

　　治国理政的独特智慧在于和合

　　中华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十分注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

　　早在西周末年，古人的政治思想中就产生了把“和”与“同”区别开来，进而以“和”代表一种更高级别的统一性的观念。根据《国语•郑语》的记载，桓公就天下兴衰的缘由向史伯发问，史伯把兴衰的原因归结为一个“和”字。他认为“和”与“同”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在政治实践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具体地说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这里，“和”代表包容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的统一，“同”则是无差别的同一性。周幽王“去和取同”致使西周走向灭亡，这种教训告诉统治者，应当多方采纳不同意见，放弃“以同裨同”的简单重复，追求“以他平他”的包容和合。对治国理政而言，“和”作为一种成就万物的正向力量，具有比“同”更高的价值。“和”代表了包容差异、对立互动基础上的更高级别的统一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雷同状态，使得政治局面生机勃勃、日新月异。

　　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继承了这种区别“和”“同”的思想，用羹汤和奏乐的比喻对“和同之辩”进行了深刻阐发。“异。和如羹焉，水、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在晏婴看来，“和”与“同”的差异就如同羹与水的区别。前者由多种事物相互配伍、调剂而成，后者则是“以水济水”的简单重复。在治国理政中，“和”之可贵，就在于它内在包含了对各种不同意见的肯定，是多元思想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贤臣提出的不同意见恰恰弥补了君主独断可能导致的片面性，从而使君主的视野更加全面、决策更加合理。因此，惟有包容差异、互补互济，才能成就更有活力、更加和谐的政治局面。

　　个体人生的最高境界指向和合

　　古代和合精神的另一种重要意涵，是个体的人生境界之“和”。

　　儒家十分注重人的德性和人格意义上的“和”。这里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个人在为人处世时应当自主自立地包容调和还是毫无异议地简单苟同？这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君子的“和”是对对立性、差异性的包容与整合，展现出在坚持自主性基础上的和谐追求。此外，孔子对射箭一事的解说也体现出儒家素重的作为德性的和合精神。“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一方面，君子并不放弃自己竞争的主动权，而是通过温和谦逊的方式展现出自己独特的技艺；另一方面，这种展示、竞争是一种彬彬有礼、包容和睦的竞争，最终收获的是个体的独特性与整体的和谐性两者兼备的“双赢”结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对今天的社会生活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心理浮躁面前，古老的和合精神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际和谐。在治国理政方面，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制度安排，体现出多党合作、共商国是的和合智慧。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是对中华文明之和合性格的现代发展。

　　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十三亿中国人民聚合成磅礴之力，拥有广阔的舞台、强大的前进定力。可以说，深藏在古籍善本中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永恒魅力、当代价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牢固基础。（吴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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