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教授 雷军

　　近期，重读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心有戚戚。横切疫情离乱和纷扰的现实剖面，在文学长河里寻求相似境遇的艺术安慰，人类苦难如何不再重蹈覆辙？加缪在《鼠疫》中说：“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历史跃进千年，人类的确在“赢”，但代价是那么沉重：不断在丢弃知识和记忆，破坏生活秩序后又被动地回头寻找方程解法，辜负了曾经的遭遇和“成熟的苦难”。

　　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是一座被阴郁天气笼罩着的滨海小城。有天，大量老鼠的无端死亡撕破了这里的焦躁和虚无，骤然掀翻了人的常态。瞬时，一些人在日常的麻痹和散淡中葬送了生命。奥兰也随之被隔离被流放，成了“孤城”。肆虐的疫情，把人们推入不见底的深渊，痛苦地挣扎。这部小说是则寓言，鼠疫隐喻着灾难。加缪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对苦难普遍性存在是肯定的，“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是生活罢了”。小说摒弃了鼠疫是偶然现象的狭隘思考，而是站在形而上的理性高度，认为鼠疫如同其他灾难一样，就是“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换言之，灾难与人是共生的，不过是生活的反面，相对生活的常态而言就是荒诞形态。

　　加缪认为，“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独立。”鼠疫把奥兰人推到一个生活极端，使他们被恐慌、麻木、绝望等情绪支配。生活节奏，逐渐从生离的哀伤切换到死别的痛楚，“情绪恶劣，这已是人们的慢性病”。小说的成功点之一，是描写了封城后人们情感的日趋荒凉和精神衰退。每天，时间从未如此亲近地跟随着人。这里的人们，每秒都在与时间对视，日复一日地无事可做，沉湎于沮丧的回忆，被一点点压榨了期望，剥夺了思考力。生命的活力和新鲜感已然干涸，城市四处弥漫着郁热和病毒。“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鼠疫将辨别优劣的能力一扫而光”……共同的灾难，摧毁了人们共有的精神寄托地——生活，逼迫人龟缩在临近死亡的同一洼地，在互相面对中看清自己的乏味和空虚。

　　书中，多数人在灾难与病痛的折磨下渐渐封闭希望，不信任宗教、不信任善的救赎、不信任崇高和尊严，只沉迷于末日的寻欢作乐，“对日常生活的屈服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和责任也被生活的重负碾压殆尽。奥兰没有陷入社会暴力的混乱，却陷入集体的冷漠和疲乏，无知觉、无痛感地践踏着生命，传递着伦理的悲凉和僵化。鼠疫的病理传染，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恶劣的道德传染。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道德失去了约束的威力，惆怅、痛苦和恐惧填塞了乌合之众的记忆，他们失去了期待爱情、亲情的耐心，互相交谈都陷入了尬聊，每个人都成了流放的囚徒和孤岛。

　　即便生活如此荒诞，在这部小说中，加缪也建立了存在主义与外部世界的和解，“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小说坚持反抗绝望，提醒人们“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打破了《局外人》制造的那种冷漠。小说依然不相信崇高、英雄主义、神圣使命和人道主义，但建立了朴实的生存意识。面对共同的祸害，小说用职业的责任感抵御了阴霾。

　　小说里的里厄，因为是一名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看到瘟疫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对瘟疫逆来顺受”，所以“尽管有个人的痛苦，也要反抗恐怖的灾难及其不断惩凶的武器，而人们不能成为圣人，也不能容忍灾祸横行，就努力当好医生”。简单的道德选择下，是复杂的德性积攒；不去夸张、粉饰崇高，是因为崇高应该是普遍的，是杜绝罪恶的必然选择，是诚挚的德性表现。“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这只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方式只能是诚挚”“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是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诚挚是人的基本生活态度和伦理，面对灾难，带着热情坚守正确的立场，才能缝合生活的裂痕，对得起这场刻骨铭心的遭遇。

　　《鼠疫》展示了熟稔的苦难经历，用文学的温情和深邃来修复忧伤与恐惧，赋予人们行动和心灵的力量。疫情中赢得的知识即智慧，记忆即情怀。阻挡共同的祸害，靠的正是智慧和情怀培育的饱满心灵。美国诗人麦克斯·厄尔曼说，“培育心灵上的力量，以面对突然而来的不幸。但不要杞人忧天以致心神不宁，众多的恐惧，源自疲乏和孤独”，发人深思。（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