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教授 雷军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人们的心。大家在与病毒的对峙中，坚定信念，众志成城。古往今来，正是在与瘟疫、地震、冰雪、战争等的抗争中，人类不断在积蓄意志和力量，代代繁衍生生不息。每次灾难，也成为文明进步的启示录，教恐惧者重获理智，旁观者拾起同情，健忘者以史为鉴。

　　灾难是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尤为考验人的精神和品性。近期，笔者重温了2010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感触颇深。影片由冯小刚执导，张翎小说《余震》改编，展现了灾难废墟中人文情怀的绵延、反思、召唤和崛起。1976年7月28日，一场7.8级的大地震将唐山化为一堆残垣颓壁，无数家庭分崩瓦解。以此为基点，影片讲述了受难者李元妮一家跨越了32年的团圆经过，略带类型化的故事却直戳心底。在催泪的情节中，观众领略了情感的冷热、伦理的坚硬与松弛、生命的韧性与弹性。人性如此明亮和挺拔，才不辜负这场灾难沉淀的魂灵，才能逼视灾难的黑暗深渊。

　　对待灾难，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认识视野和抚慰方式。影片《唐山大地震》中，女主角李元妮所代表的一个中国平民，劫后余生的遗忘反抗和精神救赎，让人感动。人真正的死亡是从遗忘开始的，李元妮害怕忘记死去的丈夫，愿意独自养育断臂的儿子方达；害怕忘记女儿方登，每年都给她买课本一直到高中；害怕丈夫和女儿的亡魂找不到回家的路，坚持不搬离旧房。“没了，才知道啥叫没了。”灾难抹平了日常亲情的骨感，撕毁了人在平淡中偷来的欣喜，只留下一片生活荒原，嘲弄着众人蝼蚁般的辛劳。“美出自灰烬”，丈夫舍己的勇气成就了女主角撑起生活的勇气。但牺牲女儿的愧疚使她心生荒草，“碎得跟渣似的”，于是她甘愿背负情感债，让它如芒刺般扎进肉里。这份痛感，教她保持对灾难的清醒意识。她自动寡居疏离社会，戴着冰冷的面具，来应对时代的火热和喧嚣。冰封情愫，用殷红的记忆圈禁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留在灾难现场，与亡者为伴。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者现实精神的磨损，远比死者的瞬间消失更加痛苦。但不为时代绑架，不为重新升腾的生活灰尘湮没，不断痛定思痛，默守碎石瓦砾中的精魂，方能救赎自己塌陷的生命，勾连生死的对话通道。

　　影片以1988年、1995年和2008年为轴，讲述了方登、方达各在时间天平一端的跳跃成长，完成了唐山新生代的塑造以及精神的接力。在这种涅槃重生中，灾难后遗症紧紧攫住了姐弟俩的身心，融入他们的印象。姐姐方登被领养后，像被痛苦淋透的流浪儿，生命放空，情感悬置，隔膜生活，沉睡在回家的噩梦里；几经命运颠簸流转，她格外理解生的艰难和死的挣扎；对生命独有的虔诚，对牺牲祭祀般的崇敬，使她拒绝流产，放弃学业，远遁他乡独自守护女儿的成长。方登像她母亲一样藏着滚烫的历史伤疤，“不是不记得，是根本忘不了”。她渴望排遣三十余年的怨恨和郁结，沉湎在灾难的阴影里走不出来，怕时代的光芒融化了旧我，怕忘记生命来时的路，更怕落入亲人叛离的新窠臼。而方达就是一束光，——灾难阴霾的清道夫，在家庭里呵护灾后的情感平衡，在社会中助力公共生活，堵塞灾难的缺口；他用生理的残缺换来柔和的心理，淡定承受大喜大悲的纷扰；他以内敛的忧伤和生命的热情，解除了对幸福的无知幻觉，展现了新生命体的厚重和生活体验的成熟。

　　影片的冲突点，是李元妮在儿女都陷入死亡边缘时，只能解救一方的无奈选择。时间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它折磨了母女俩32年，逼迫她们不停回头去自问、质问选择的初心。李元妮带着原罪情绪忏悔度日，方登以怨怼的刀锋不停划开那被抛弃的一幕，她们都期待着一个解释。母女的纠葛痛点、感情冰点，随着母亲在女儿面前的跪倒，伤愈了、解冻了。影片没有过度追究李元妮生死时刻抉择的内涵，而是着重关注了女性对生命的直感理解、对家庭伦理的深层阅读，把普通生活里潜伏的亲人情感的黏性和细腻，淋漓尽致地剥离出来。影片中生命的热度被冰冷气质笼罩，灾难是面理性的滤镜，以此可以重估人性人心人情，评判情感的生产和消费，启发人们整理日常的情感守恒，理顺家庭伦理奇正。即便灾难降临，那也不再是座山。灾难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此以后，遍体鳞伤的精神和支离破碎的情感再也无法愈合，而人们又不得不带着种种遗憾，步履蹒跚地走向下一个生死场。汲取生的力量，反省精神的卑微和情感的盲从，是对灾难最好的悼念。

　　影片《唐山大地震》以小见大，聚焦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跨时代跟踪灾难制造的心灵伤害，在灾难与人成长的叙事互动中，召唤底层人文情怀的生机和活力。文学艺术的灾难重现，是为了不让灾难的凄凉成为情感的枷锁，不让灾难的肆虐羁绊心灵的向往，而让作品成为人文反思与重建的丰碑，带着记忆继续生活，让精神不再受难！从这个角度来说，2020年或将成为人文情怀深度转向的新标记。（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