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韩国影片《寄生虫》有三组主要人物：朴社长一家、金基泽一家、雯光夫妇，外加一个比较重要的过场性人物，即基宇的同学敏赫。按社会阶层来分类，朴社长夫妇泛指上流社会，敏赫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金基泽一家和雯光夫妇可归入底层社会。

电影《寄生虫》海报

　　从空间布局来看，《寄生虫》实际上有四个空间：上流社会位居高处的豪宅，敏赫的中产阶级家庭（客厅、书房里都是山石），半地下室，地下室以下（雯光丈夫）。这四个空间虽然在生活中可能会有交集，但在情感上是隔绝的。尤其对于上流社会而言，与底层社会保持情感上的绝缘非常重要，这也是朴社长多次强调的，不能越界。

　　影片中的不同阶层，除了在空间上有由上而下的布局，在阳光、空气、自然景观这些方面也进行了等级上的划分。上流社会能够享受最多的阳光，最好的空气，能够与大自然亲密地接触。反之，底层人与蟑螂无异，生活在阴暗的角落，无缘于清新、明亮、宽敞、整洁的环境。此外，不同阶层在交通工具、衣着品味、消费的物品层次等方面都有可见的区别。在此背景下，底层人身上的气味，不过是这些区别在嗅觉上的显性标志而已。

　　影片中的社会阶层之间，实际上处于暗流涌动的状态：上流社会通过各种标签和精英化的操作方式来固化自己的社会地位，其余阶层则通过攀附、寄生、算计以获得卑微的生存，乃至希望完成阶层跃升。只是，底层社会的突围与跃升相当艰难，如履薄冰。金基泽曾经经营过炸鸡店和台湾古早味蛋糕店，雯光的丈夫也是因为加盟台湾古早味蛋糕店而借了高利贷，两人最终都破产了。看来，底层人的每一次努力都伴随着更高社会阶层的算计与陷害，让底层人永远身处阳光背后，身居地表以下，以便让渡更多的空间、阳光与自然景观给上流社会。

　　影片中的不同阶层缺乏沟通与理解，更不可能有真诚与善良。每个阶层都处于一个楼梯的不同层级，每个人的眼睛只往上看，而不会转身俯视下一个台阶的人，更不可能退一个台阶，以便和他人平等对视。这就可以理解，敏赫虽然对于基婷有好感，对她的艺术天分也极为欣赏，但是，基婷的出身和处境使她在中产阶级的择偶标准中毫无胜算。而且，中产阶级对于底层人是极为防备的。敏赫请基宇代替他去做家教，而没有请他的大学同学，其实是源于一个朴素的认识：基宇的家境、身份决定了他永远不可能“鸠占鹊巢”。当敏赫用一块假的山石就让底层人感激涕零，正说明了中产阶级对于底层人是一种欺骗和利用的关系。

　　理论上说，底层家庭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考上大学咸鱼翻身，但从金基宇与金基婷的处境来看，这一条路似乎并不通畅。这也是影片中令人困惑之处：基宇和基婷都聪明好学，考试技巧娴熟，知识储备充分，甚至基婷在美术方面有惊人的才华，但是，基宇居然四次都没有考上大学，基婷在22岁时仍无缘美术院校。对此，影片在一些细节中作了暗示。例如，敏赫是基宇的同学，但家境更好，于是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还能去国外访学。这可能意味着，一个人能否考上一流大学，除了与个人的努力与天资有关，更与家境直接相关。相对优越的家境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可以聘请更好的家庭教师进行专门性的辅导。对于基宇与基婷来说，且不论他们考上大学之后能否承担得起学费，就从学习环境与学习条件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和更高社会阶层的孩子竞争。至于影片结束时让基宇立下宏愿，要买下豪宅救出父亲，只会让观众为他的天真发出一声苦笑。

　　从人物动机来看，金家和雯光夫妇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寄生在朴社长家里，成为上流社会的寄生虫。令人感慨的是，在这个底层家庭争取寄生上流的过程中，他们所遇到的障碍不是上流社会的排斥，而是底层人物之间的算计与伤害。这也隐晦地表明了影片的情感立场：上流社会是宽容大度的，底层人的苦难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卑劣残忍、自私狭隘。

　　确实，底层人寄生上流社会，对于上流社会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上流社会与底层人的关系，类似于人与蟑螂的关系。人不会因为蟑螂寄生在家里而影响生计，只是会觉得有点嫌弃或者恶心而已。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结尾的草坪杀戮中，忠淑与吴勤世打斗在一起时，上流社会的人惊惶失措，却没有一人帮忙。还有，基婷中刀倒地，朴社长只关心他昏厥的儿子，对于基婷的生死无动于衷。在这两个细节中，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批判上流社会的冷漠甚至冷酷，但如果替代成人与蟑螂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是冷漠，而是上流社会对于底层人形象定位所带来的下意识反应。因为，人虽然会在嫌弃中与蟑螂和平相处，但绝不可能会关心蟑螂的死活。

　　只是，上流社会忽略了一点，人毕竟不是蟑螂，底层人也有感觉，甚至有自尊。当朴社长嫌弃金司机的气味时，金基泽还有些自责，但朴太太无所顾忌地在车子里脱下鞋子架起双脚，这就多少令金基泽不悦。朴社长可以容忍妻子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甚至可以配合她的诸多矫情之处，只因为他爱她。这使金基泽看透了上流社会的虚伪与势利，——他们可以欣赏同一个阶层人身上的缺点，却不愿包容底层人身上的气味；或者说，底层人要顾及上流社会的感受，上流社会却可以无视底层人的尊严。有了这些铺垫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当朴社长对吴勤世身上的气味表现出无法忍受的痛苦时，彻底激怒了金基泽，让他拔刀出击，干脆利落地击毙了朴社长。金基泽这一刻的“残暴”行为，是影片在底层人身上构建的一个悖论。要知道，影片中，底层人一向人穷志短，醉鬼在他们家窗户旁撒尿，他们都敢怒不敢言，但他们发达后，钱壮人胆，变得“正义凛然”，痛殴醉汉。原来，富足除了提升人的气质与胆量，也可以复苏人的心理感觉，让以前被忽略的那些尊严、血性都慢慢地回归。这说明，金钱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处境，也能重塑一个人的性格。只是，在影片的逻辑看来，底层人有这么多自尊、血性，实在没有必要，只会徒增烦恼，甚至带来灾难。

　　因此，影片对于底层人的态度非常暧昧，一方面也同情其卑微拮据、灰暗无光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怒其不争，甚至对他们欲望高涨、狂妄僭越的行为非常警惕，担心他们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本来，影片可以通过揭示底层人思维上的局限来反思他们的人生悲剧，如富裕后不是想活着改善居住条件，努力升学，而是满足于大吃大喝，甚至无所顾忌地畅想着占领豪宅。可惜，影片的视角和情感立场决定了它不会在底层人的命运与出路上做文章，而是在阶层流动上浅尝辄止地进行空想，最后仍然肯定阶层固化的合理性。

　　影片结尾，几个家庭可谓满盘皆输。影片似乎想借此给观众留下意味深长的警示：如果上流社会可以更平和一些，更宽容一些，底层人物可以更温和一些，更善良一些，社会就可以维持安稳。这样说来，影片只能算是一味心灵鸡汤，对于敏感的社会问题和尖锐的社会现实，只有表面的描绘和呈现，根本不想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询与质问。

　　正因为意义直白浅显，矫情牵强，又喜欢说教，却三观不正，影片中的人物有着非常明显的符号化倾向。这些人物，非常空洞地指称了几个社会阶层，却缺乏一种更有现实质感和说服力的人物塑造策略。或者说，影片中的情节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许多细节有想当然的成分（如一家人顺利地入职上流社会）。更重要的是，影片只是静态地描绘韩国社会里的等级差异，以及各个阶层之间的相处方式，却又弱化了造成这种对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影片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感慨人性的偏狭和贪婪，甚至希望用上流社会的宽容、底层社会的隐忍来维持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这是影片最虚弱也最圆滑的艺术处理。（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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