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思明

　　韩国电影《寄生虫》一举获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4项重要大奖，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外语片，是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

　　电影《寄生虫》堪称一部“三小”（小格局、小成本、小制作）影片，但在韩国观影人次却达一千万，这对只有五千万人口的韩国而言，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看过这部电影！可见《寄生虫》是多么硬核。《寄生虫》不以“大”上位，乃以“小”取胜。何以故？原因就在于，电影用心挖掘生活，挖掘人性，并在剧本内容、制作水平、演员发挥等环节用工匠精神锤炼和打磨。恰如韩国总统文在寅所言，《寄生虫》以最韩国的故事打动全世界观众，电影的演出及台词、脚本、剪辑、音乐、美术和演员们的演技都向世界证明了韩国电影的力量。

　　《寄生虫》并非“宏大叙事”，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日常生活书写。电影讲述韩国一个底层家庭的长子隐瞒真实身份到富裕阶层家庭面试家庭教师，从而使两个不同阶层家庭产生关联的故事。通过描绘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电影状写了韩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时代问题。

　　从美学与历史的双重维度考量，《寄生虫》可谓一部黑色幽默喜剧。故事中，集“无业游民”贫困家族之众望于一身的长男基宇在到富豪朴社长家应试补习老师之前，一直和一家人一起在狭窄地下室里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在基宇来到朴社长家后不久，通过各种欺骗的手段，妹妹和父母也如寄生虫一般来到朴社长家工作。然而，他们的野心并未就此止步，就像电影《红与黑》里的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的两次爱情，基宇和大小姐坠入爱河，也有着自己别样的目的。

　　基宇一家为无业游民的穷人，蜗居地下室、失业、靠折披萨盒维持生活，为了一份工作不择手段；富豪朴社长一家则住大别墅、雇佣保姆、专职司机，生活奢侈。基宇与朴社长两家人，从素不相识到亲密接触，再到峰回路转，双方彼此都发现，维持这种关系，牺牲的可能比得到的更多，于是穷富两方的矛盾瞬间爆发。《寄生虫》所描述的矛盾并非简单个例，而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典型性和普遍性。电影所描述的人与人、家与家的龃龉和矛盾，代表和隐喻着穷人与富人、底层与上层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个永远不可能平等的世界上，贫富差距就像无数面墙，将人分为三六九等。

　　电影《寄生虫》对社会、阶层乃至人性的思考，可谓深刻，而这部电影在戏剧性的营构方面也可圈可点，呈现“惊悚+幽默”的电影美学范式。正如有论者指出：一边是水淹陋室，一边是生日聚会；一边是冰冷坚硬的体育馆，一边是豪华柔软的后花园。而金钱则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可悲复可笑的是，基宇家人像似张天翼小说《包氏父子》里的小包，拿着不菲的薪水，和富豪们同住一个屋檐下，渐渐迷失自我，以为这样就算是与上流社会画上等号了。殊不知，地下室里的味道已然烙印在他们身上，时刻提醒着他们，也刺激着他们，自得与自卑在他们心中纠结，不安的情绪始终如影随形。

　　《寄生虫》以平视的姿态，直击韩国社会贫富差距，反思人的异化现象。导演奉俊昊说：“人生活在社会上，理应和谐共生，然而现实往往否定这种自然状态，走投无路的人变成某种程度上的寄生虫。这不是单一方的责任，贫穷也不是一种罪。”透过《寄生虫》，不难看出电影对国民性的深刻揭示，这似乎可与近一个世纪前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遥相呼应起来。《寄生虫》对时代、社会与国民性的开掘，反映了编导深邃思想目光和审美特色，虽然这种揭示是含蓄的乃至暧昧的。鲁迅说过：中国的“国民性”是在“满是血痕”的条件下形成的。窃以为，此言对于别国譬如韩国的“国民性”来说，也同样适用。而胡风作为鲁迅的忠实弟子，他所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命题，也进一步揭示了封建思想对于下层人民的精神伤害。这点，在韩国电影《寄生虫》里有着不言而喻的体现，这就昭示了一个理念：好的电影作品是没有国界的。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它们的精湛与精深，值得所有人欣赏和思考。（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