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红楼”系列评论】

　　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 陈维昭

　　后四十回的制艺描写符合曹雪芹原意吗？这样的题目似乎是要探佚。事实上，我们追索曹雪芹原意，并不是要去还原原著的本来面目。原著的本来面目是任何人都无法还原的，高鹗离曹雪芹的时代只不过三四十年，其续书尚且千疮百孔。时代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我们谈论曹雪芹原意，其实是在表达对前八十回思想逻辑、情节逻辑、性格逻辑的一种理解；讨论后四十回是否符合曹雪芹原著原貌，其实只是我们跟曹雪芹、程伟元、高鹗之间的一种对话。在对话中，我们的种种价值观得以呈现。

　　这里，笔者准备讨论程高后四十回的制艺描写是否符合前八十回的发展逻辑。

　　《红楼梦》前八十回，关于科举方面的描写并不多，存在于故事的框架之中。第九回《嗔顽童茗烟闹书房》正面描写贾府的家塾，但写的是不接受教育者之间的争风吃醋。至于贾宝玉对待制艺的态度如何，未予着笔。倒是贾政的态度值得注意。上学之前，当贾政得知宝玉念《诗经》时，对李贵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明清科举考试分三场，首场考七艺：四书考三题，五经则任选一经，考四题，共七艺。至乾隆二十二年，移五经至第二场，则首场为三艺，四书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五经。《诗经》仍是五经之一，为考试之科目。但由于官方对四书的强调，加上考官判卷时往往只重首艺，所谓“三场专重首场，首场尤重首篇”（吴懋政语），所以贾政说，《诗经》一书不重要，古文也不重要。贾政的这种科举观是很有代表性的。

　　元明清时期三场试士，本来有其理想设计：“初场在通经而明理，次场在通古而善辞，末场在通今而知务。”（吴莱《跋吴君程文集后》）顺利通过三场考试者，即为人才。首场的制艺，考的题目出自四书，但要把它写好，士子的知识结构却不能局限于四书。戴名世说：“由举业而上之为古文辞，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圣人之大经大法，凡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悉以举业之心思才力，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以四子之书徒为进取之资。”（戴名世《己卯科鄉試墨卷序》）这才是官方三场试士的真正目的。如果考生能够认同这种学习理念，能够真正付诸实践，那么时文即是古文，故戴名世说：“时文者，古文之一体也。”

　　但是，在明清时期实际的应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功利化、庸俗化的倾向，即把科举当成获取功名的敲门砖，把功名等同于富贵。于是，三场试士就被简化为首场的四书文，应试就变成了拟题（事先揣摩题目，预先拟作，临场套用）、剿袭。这类士子倘若侥幸得中，成为官员，朝廷的所谓选拔人才就成为一种讽刺。故明清以来，官方往往三令五申，强调科举的真正目的，以及考生应有的正确态度。

　　由此看来，贾政对科举的认识正是朝廷所痛心疾首的，它代表了科举中的功利化、庸俗化倾向。

　　那么，对于贾政的这种态度，作者持何种态度呢？事实上，把贾政的话写出来，这本身就是作者的态度：让贾政丢人现眼。作者对于四书的态度并非否定。不仅贾宝玉说过，除四书外都是杜撰，不仅贾宝玉与冯紫英等作游戏时用《四书》《五经》成语，而且女性们，如黛玉、宝钗、探春都是熟记四书的。她们不为科举而读书，记诵《四书》只是出于教养。贾宝玉虽是记诵《四书》，却是拒绝考试做官道路、厌恶制艺之僵化的。当然，他厌恶的制艺，是那类堕落者的制艺，而不是那种“以古文为时文”的制艺。

　　第八十二回，正面描写贾宝玉对待科举的态度。贾代儒让宝玉串讲“后生可畏”章，此章的原文是：“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宝玉的串讲是：“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岁，又到五十岁，既不能够发达，这种人虽是他后生时像个有用的，到了那个时候，这一辈子就没有人怕他了。”这里，把朱熹说的“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演绎为“既不能够发达”，把“不足畏”演绎成“不怕他”。如此庸俗的理解，令贾代儒不得不批评他：“‘无闻’二字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闻’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就不做官也是有‘闻’了。不然，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难道也是‘无闻’么？‘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与‘焉知’的‘知’字对针，不是‘怕’的字眼。”贾代儒的解释，完全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胡广的《四书大全》。相比之下，贾代儒更准确地把握了儒学的真谛，而宝玉的理解反而是庸俗化了。

　　按前八十回描写，贾宝玉平生最恨的就是“禄蠹”，即把科举当成功名富贵，这里却让他用一种“禄蠹”心理去诠释《论语》。这段描写，其实是高鹗化身为贾代儒，阐明了对待圣贤、对待经典、对待科举的正确态度。而此处的贾宝玉形象，显然不符合前八十回中他的性格逻辑。（陈维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