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木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本是其于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文稿，主要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该书首次出版于1948年，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多年。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却依旧能够把这部书以及其关注的焦点和得出的结论，与新文化的主流进行比较。

　　在其后对新文化运动的书写和发掘中，人们似乎大大发扬了其反传统、反封建的一面。然而就如王德威在其《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所指出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掩盖了其对于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了与前者的对立。因此，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体制等都遭到夸张的污名，并且常常被错位解读。

　　在特殊时期，这一思想或许可以被理解。但当下，要清晰地指出其中所存在的种种局限和问题。费先生的这部大作，在某种程度上便跳出了这些局限，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发展理路，辅以西方相关社会学方法、概念和文化，挖掘出中国乡土社会自身的特点。

　　就如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学者在讨论历史时发现的“超稳定结构”一样，《乡土中国》关注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中国乡土社会能够延续千年，其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费先生通过14篇文章，详细地研究了乡土社会中的诸多形成元素，从而由点及面地展现出“乡土”背后的稳定结构。

　　如今，《乡土中国》中的许多观察或结论——如差序格局、乡土性三个基本特征以及传统地方自治等——都成为了某种共识，并在其后的此类研究中得到更加详细和深入的讨论。而费先生在40年代的这一研究理路，在其后七八十年代的（汉）学界也得到呼应。他放弃了传统“五四”新文化的二元对立观念和方法，通过对中国社会内在理路的梳理和研究，揭露出那些被不当研究方法所遮蔽的问题。在欧美妇女史的研究中，高彦颐的《缠足》《闺塾师》，曼素恩的《缀珍录》以及伊沛霞的《内闱》都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费先生的研究方法。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和深入，费先生所研究的乡土社会也在渐渐消失——因为曾经孕育和支撑它的文化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变迁。在以往的乡土社会中，无论是基层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差序格局，还是家族在地方社会、礼仪以及法治领域中的影响力，都是建立在传统儒家观念的基础之上。

　　现代社会中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熟人社会在慢慢消失，“乡土”这一具有强烈本土意识和固定性概念的结构也逐渐崩塌。寄居其上、与其共生的道德、习俗和社会观念也就此湮灭，或遭遇着现代性冲击并艰难地转变着——直到如今，这一转变依旧在继续。因此，今天的我们对《乡土中国》产生的亲切感，是源于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怀念，让人念念不忘的，恰恰是那些已经彻底消亡的。

　　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其实是世界性的——没有任何一个传统社会结构能够抵抗现代性洪流的强势影响。在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的《礼物》中，他通过对古代社会中礼物交换过程所产生的种种联结、文化以及权力结构上的变化等研究，将传统社会总结为一个“整体性结构”。而现代专业化的诞生给这种整体性带来了威胁，让其分崩离析——由此可见，“乡土中国”的消失也只不过是这众多湮灭中的一个而已。

　　然而，《乡土中国》并非是对这一不可避免过程的哀悼，在很大程度上，它更像是为后来者打开了一扇窗——一方面用以了解古代中国基层社会运作的模式，以及由此诞生的诸多文化、观念、礼仪和治理形势。另一方面，它或许也在为不断现代化的中国提供一面镜子。古老的传统中除了存在种种局限，也必然拥有一定的智慧，而对其批判性的借鉴、学习和再创造，将对当代社会发展起着正向的影响，值得我们探索和挖掘。

　　（作者系同济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