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鹤炀

　　《这！就是街舞》作为以街舞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已连续播出两季，近日又传出第三季的录制消息，引发粉丝们对新一季节目的期待。近年来，网络综艺异军突起，借助互联网跨时空、跨阶层、去中心化的媒介特质，观众在观看中产生强于传统电视媒体的共同在场体验。《这！就是街舞》作为一档垂直类、专业化、精细化的网络综艺选秀节目，通过互联网去中心特质、追寻受众主体观念、圈层符号表达和星素身份重构的方式建构虚拟在场空间，召唤出共情式的集体狂欢感受。

　　互联网去中心特质与受众主体观念追寻

　　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形式，《这！就是街舞》充分表现出后现代狂欢式的文化特质和去中心的价值指向，观看者以弹幕等形式体现出话语权的移置。同时，节目中的街舞文化作为边缘文化走向“前台”，提升了与主流文化的相对自信度。节目通过以上两点在形式层建构出心理在场的狂欢化虚拟空间。

　　首先，《这！就是街舞》借助互联网建构出脱离现实世界的狂欢空间。手机、电脑分流了观众的注意力，人人都能表达的特质让互联网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体现出民主特性。观众虽然无法像现实空间一样进行面对面交流，但通过弹幕、评论、微博互动等方式实现了“云”参与。在虚拟化时空中节目成为传递信息的交流场，弹幕作为一种即时评论将话语权最大限度地交给观看者，实现文化观念聚合和情感共享。节目中舞蹈动作被塑造为身体景观和文化资本，观众从中解读出特有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内涵，成为节目意义的积极生产者。全民性的传受方式与节目传递的狂欢式节目理念相契合，增强了观看者的在场体验。

　　其次，街舞从“边缘”走向“中央”、从“后台”走向“前台”，体现了亚文化群体对主体观念的追寻，对话语权的争夺，对主流权威的消解。从观众角度来讲，节目以青年人为主要受众群，从边缘到中央的心理空间置换，唤起其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主人翁”意识，亚文化群体观众的价值指向与《这！就是街舞》相一致。观众以平等的身份被纳入狂欢仪式中，体验欢愉状态。从街舞本体来讲，作为带有抵抗性质的文化形态，其相对于传统、主流、精英的文化而处在被边缘位置，但是近年来出现的《这！就是街舞》《热血街舞团》《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等节目，宣告了边缘性的亚文化向社会中央位置的趋近，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以街舞、嘻哈等为代表的边缘文化越来越多的呈现在公共屏幕上，呈现出边缘——主流间边界模糊的趋势。

　　圈层符号与“星素”重构召唤共情

　　节目中的场景设计、成员服装、街舞专业术语形成了一套自有话语解读体系，成为群体内部的圈层性符码；“星素”（明星与素人）二元的身份通过赛制相互转化，二者关系被重新建构，节目内容中呈现出平等化的成员关系。参与者随着比赛发展不得已离开、淘汰等增强了情感张力。

　　首先，节目中的场景设置、斗舞赛制、专业语汇、风格化服饰、街头涂鸦、肢体动作等让观众进行圈层性的符号共享。《这！就是街舞》第二季中将场景设定为“街头”，节目中四位导师分别来自于：北京街、上海街、广州街、成都街，典型化的空间弥合了室内与外景间的“真实—虚拟”间隙，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产生在场心理。“四条街区”的典型场景设计可看作实对古希腊酒神狂欢节的模拟，是现实广场的线上延伸。节目参与者类型化的服饰，以及节目中“大地板”“电流”“托马斯全旋”等专业术语营造出圈层化的话语解读体系，观众进入到这个话语解读体系的互动仪式链中，获得归属感。

　　其次，节目中通过竞赛机制、“星素”共舞、抢人大战等加冕、脱冕的环节，颠覆明星的身份，打破明星与素人选手之间的二元平衡。四位明星导师在节目进行到后期第四赛段进行“抢人大战”，都希望实力雄厚的选手加入自己的战队，在面对出色选手叶音、冯正、余衍林时，四位导师都抛出橄榄枝，渴求能够与其合作。选手成为拥有选择权的一方，明星反而变得被动，选手与明星之间的关系被颠覆。参赛选手的素人身份对同样作为素人的观众有连带效应，拉近了观众与节目之间的距离，选手作为“粘合剂”以肢体语言召唤情感，使“明星-选手-观众”间形成三元制衡的关系。此外，节目后期参与者随着的赛制的激烈和残酷被淘汰，但明星与选手之间培养的情感感人至深，使节目多了一份情感温度和人文关怀，扩展了节目的情感张力。

　　“弹幕”、共同话语系统、“圈层文化”认同、嘉宾脱冕与选手加冕等多重因素建构了一场线上的符号狂欢仪式，将处于地下、边缘、街头的的流行街舞文化推向主流的“中心广场”和公众视野，表征出后现代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抵抗。从这一档垂直选秀的网综，再到火热的文化综艺、慢综艺，可管窥出综艺节目正处于“泛娱乐—泛主流”的发展状态中。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