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徐樑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自2003年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与古琴有关的文化活动方兴未艾。古琴从几十年前一种极为冷门的民族乐器，到如今频频成为社会热点，这可能是很多老一辈琴家所始料未及的。古琴有着特别的文化渊源，与之相关的古代文献远远多于其他乐器。因此，很多人会较多地关注古琴的文化属性，以古琴和文人之关系为题的论文也不断产生。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文人琴”“学院派”之类的称呼和对立。

　　“文人琴”这个称呼，今天在古琴界比较流行。很多人都会强调自己弹的是文人琴，尤其是在面对技巧比自己好、接受过音乐学院专业训练的琴人时，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就会更高。但是，何谓“文人琴”？很多人都会引用古籍中“士无故不撤琴瑟”之类的话，并列举出孔子、嵇康、陶渊明等名人故事，来佐证琴与文人的关联。然而，一个首要问题是，“士”等同于“文人”吗？

　　只要查一查书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士”和“文人”的区别相当之大。《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当然不能被替换为“文人不可以不弘毅”，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中的“文人”也不能被替换成“士”。大致而言，士是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他们对音乐的擅长可以说属于礼乐射御书数等“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他们的立身乃以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自期。无论擅长的是文学还是音乐，孔子、嵇康、陶渊明等古人都不会乐意被称为“文人”或“琴人”。

　　而另一方面，“文人”在唐宋以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它往往意味着只擅长文翰，而不必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责任。比如，汉魏之际的曹丕就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六朝的颜之推也说“自古文人，常陷轻薄”。而在唐玄宗时期，文人也同样只是凭借其文学才能而成为待诏：“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皆处于此，谓之待诏”——现在很多以“文人琴”自诩，而贬低“琴待诏”的琴人，读到这句话时，不知作何感想？

　　那么，为什么“文人琴”又会在当代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词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尽管文人不同于士，但和士一样分享着以笔墨为媒介的书面文化——比起音乐能力来，以笔墨为媒介的书面文化当然更是士的核心素养——正是在这一点上，文人又会倾向于让自己靠拢作为四民之首的士，而营造出与不通或少通文墨的俗人之间的对立。

　　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凸显。此处，有两个与琴有关的趣例。“（妓女李十娘）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板桥杂记》），潜在的意思是，李十娘不爱不通文墨的俗人；“王韵梅，字素卿，工琴又善填词，所适非文人，抑郁早卒”（同治《苏州府志》），王韵梅也希望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文人相伴终老，可惜天不遂人愿。明清时期，能够有资格成为士大夫的人相当有限（真正以社会责任自期、想成为“士”的人同样相当有限）。具备书面文化能力的人，却数量庞大。他们尽管无法成为真正的“士”，但同样不希望自己被混同于不通文墨的俗人。于是，文人在与俗人的对立中，又成为一种相当正面的身份取向。

　　然通晓书面文化、擅长吟诗作赋的能力，毕竟需要长时间的文化投入。相对而言，琴作为一种以大量与“士”相关的古典文献为后盾的乐器（而且学会几首小曲子并不难），就成了一条可以让人迅速摆脱俗人境地，并回头把别人贬低为俗人的终南捷径。其逻辑是：因为嵇康会弹琴，我也会弹琴，所以我和嵇康就属于同一类人；因为陶渊明弹琴弹得不够好，琴对于他来说只是遣性之具，我也弹得不够中听，所以才是不同于“琴待诏”的文人雅士。——“文人琴”这一概念的盛行，正源于此。

　　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所弹的琴曲，确实有可能表现出更高的格调。对此，笔者从不否认。但希望指出的是，古代真正之士很少会强调自己弹的是“士人琴”或“文人琴”，他们最多会说“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而不会吹嘘自己弹得有多高明。如果只是希望显得不像个俗人而强调自己弹的是“文人琴”，那还不如先成为一个不俗的人再来弹琴，也许还是更为有效的办法。（徐樑）